譯者覺得有這樣的需要,在正文之前加上一個小小的序,說明一些需要說明的問題。首先是因爲語言的不同而可能引起的某些觀念的混淆;另一方面,對文中所討論的事情,尤其那些看起來跟香港和中國的社會運動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實有補充的必要,使得這小册子更易於理解,更有效地被用作爲一理論工具,也可算是一種意見的交流。

在翻譯過程中,引起譯者最大疑慮的就是LIBERTARIAN COMMUNISM(自由共產主義)這個已經被西方反極權的年青革命者廣泛使用的字眼的介定。譯者和一些同志都認爲這不單是字面意義的問題,它涉及到年青一代革命者對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所作的反醒和實踐。

正文內曾間接地指出(第23項),自由共產主義可說是鬥爭範圍較廣的,包含無政府主義傾向中反極權和平等(EQUALITARIAN)的意識,並在這基礎上出現的或短暫或長期的運動和組織,譬如婦女解放、同性戀運動、反種族主義,甚至一些個別的、自發的、帶有反權威意識的野貓式罷工、街坊自衞組織等。這樣的看法,可用同一項最後的一句作總結:「無政府主義戰士們要做的,已經變成被剝削者自己要做的了。」意思是人們在日常鬥爭中,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了無政府主義的原則。問題是,怎樣能夠把這些個別的,孤立的行動組織,發展爲一廣泛的造階級社会反的運動。這樣,自由共產主義社會就被看成是無政府主義的一部份。

這是古典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人民自發鬥爭的傾向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角色),正如文中說到自由(LIBERTARIAN,相對於極權AUTHORITARIAN)的傾向是根源於第一國際時代的,然而,當時接近這傾向的革命者都頗爲自覺地把自己看成是無政府主義者,以別於馬克思派的國家社會主義。但現代的革命者却把自由共產主義看成是多少獨立於無政府主義外的另一社會主義流派,我們又應該怎様說明呢?

譯者想從字面的引伸意義來帮助一下說明。LIBERTARIAN本身含有「解放的」的意義,於是LIBERTARIAN COMMUNISM又可看成是「解放的共產主義」,然而,爲什麽要把共產主義解放呢?

首先是,資產階級社會本身的發展同時改變了社會鬥爭的範疇和內容,現代階級社會從以往對特定對像——工人——的壓迫,普遍化爲對人的壓迫,從對特定的社會活動——生產過程——的支配,普遍化爲對所有社會活動的支配,於是階級鬥爭要建立一種超過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上侷限的介定。基本上,六十年代的青年運動就表現了這種嘗試,他們對傳統政黨政治的不滿,不單因爲它們的運作的目的和方法巳經無法把握現代社會的轉變,更且,正如文中所舉的例子,(第十五項),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八年之間,意大利四分之三的立法議案是得到意共同意的,這不是說明這類共產黨正跟資產階級分享著統治權嗎?同時,爲了這利益的原故,傳統左派不是要完全採納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那愈來愈發展的極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和組織上的科層(HIERARCHY)嗎?從寶際的社會鬥爭中,革命者成長到一個新的自覺:已經疆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觀念中的社會主義運動必需經歷一個解放和洗滌的過程,否則它的原始目的——人的解放——將會變成一個確實無法達到的烏托邦了。

在這層面上,即是在反極權主義和反科層制這兩點上自由共產主義跟無政府主義在大原則上是十分相近的,然而,還需要說明的是:他們爲什麼自覺地、故意地採用了另一個自我介定呢?譯者相信是這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本身——作爲傳統左派的一部份——雖然不至於跟其他傳統左派被資產階級不同程度地吸收,變成制度內(實踐上和思想上)的改良主義者,它却先天地跟現代社會的發展有一距離,尤其是在西班牙革命失敗後的數十年的大反動時期,無政府主義運動已經變成一個頗邊沿性的存在。直到六十年代的革命復甦,反極權和反科層的革命者都是從實踐中多於從一個傳統中得出他們的結論的,到他們認眞地去對這個傳統反醒時,除了那些基本原則外,無政府主義只能給他們提供光榮的一頁,一個革命理論的堅持;而在實際的組織和跟現代社會的壓迫的對抗上,他們差不多要從無到有地重新建立起來,爲了要誠實地反映這年代的鬥爭内容和方法,他們不能不對一個作爲傳統的無政府主義抱著保留的態度。

這一代的革命者都了解他們一定要爲傳統的理論和實踐找尋一個新的座標。舉個例說,美國的I.W.W.(世界工業工人),它的組織者和推動者不是要對美國和其他先進國的工人階級重新下過定義嗎?也因爲這樣,他們不是要重新考慮戰鬥的策略嗎?在這方面,這小册子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說明,不單因爲他們對現代社會進行分析的努力,更因爲他們明確地指出無政府運動跟其他反極權運動「不應該制度化,更不應發展爲一科層關係」,後者尤其重要,這說明意大利的同志十分清楚一個傳統包袱可能帶來的危險:因過份眷戀往日的光輝,固執於一些過時的觀念和組織而可能發展爲一自我中心的家長式領導。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先前所說的「自由共產主義⋯⋯涉及到年青一代革命者對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所作的反醒和實踐」的論據去。在對現代社會的分析裏,年青的一代了解到社會主義運動必需要從那僵固的傳統解放出來,而基於現代國家的極權和科層傾向,他們的分析所建立起來的鬥爭形式與內容跟無政府主義不謀而合,於是,自由共產主義者就嘗試在新的曆面上補充作爲一個傳統的無政府主義的不足,而無政府主義者(尤其老一輩的)亦要爲自己的新生命作一番掙扎。

最後,補充一點,當我們選擇了「自由共產主義」這個譯名,與及在文中把LIBERTARIAN和EQUALITARIAN譯爲「自由的和平等的」的時候,很明顯這是針對現社會,甚至是傳統左派的極權和科層制意識型態和組織而發的,而絕不同於自由主義者的自由和平等(LIBERTY和EQUALITY)了。

譯者覺得文中有幾點分析頗有啓發性,而它的普遍意義又可以運用來理解中國和香港社會運動上,就讓譯者在這裏簡單地提出幾點,希望引起更多的討論。

中共正式宣佈文革結束了。領導層——溫和派也好,「激進派」也好——曾經利用派系鬥爭來打擊在文革成長的一代革命者,現在則利用消滅四人帮殘餘的時機,公開地鎮壓文革的一代。這當然是統治者的一貫做法,其實是不足爲奇的;只是,人民不知是否爲四人帮倒台而興奮過度,又或者迷惑於那並不新鮮的中國現代化的老調子,總之是,他們都忘記了一場血的教訓,那批回朝的元老正是當年用年青一代的血來淹没年青一代的理想的人,爲什麼當年的死敵,可以成爲歌頌的對像呢?是因爲當年的情景太悲壯,相對於被鎭壓後的無能,而安於這種戲弄人民的「新」政策嗎?不其然,我們會再次想起這發人深省的論述:

歷史繼續這一個矛盾:被剝削階級是社會變動的基礙力量,但是這個階級却是文化層次最低的階級,它不能把握社會變動而成爲自身階級的革命。貧乏的社會經濟鎖鏈般束縛著人類的歷史,從來的歷史僅僅經濟變動的歷史,剝削關係轉以及被剝削階級在轉換中被犧牲的歷史——理性的黃昏虞雪。

然後,讓我們看看這小册子中關於這方面的說明,在「三個階級」的分析裏(第五、六項),提到上昇中的階級怎樣利用被壓迫階級來達成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

……把階級衝突看成是三個階級同時也相互鬥爭是十分重要的;所謂三個階級,即是被支配者階級,支配者階與及「在上昇中」階級,因此,我們可以分辨清楚兩種同時存在的階級鬥爭!兩種時常互有關聯而又將要產生不同歷史後果的鬥爭。

——第五項

在上昇的階級又盡量煽動被壓迫者的反叛情緒作爲一一己利益的工具。

——第六項

進一步,小册子又分析了當今「上昇中的」階級到底是誰,這批「新波士」正是文中所說的廣泛地在全世界生成發展中的「技術官僚層」:

技術官僚層(TECHNOBUREAUCRACY)這個新的統治階級,在社會勞動分工中担任相關於管理機能的智力勞動,這些新階級再不是從生產工具的私人擁有,而是從生產工具的知識擁有中獲取他們的特權和權力;他們擁有的是配合着龐大的經濟政治組合發展方向的知識。在這個新階級的支配權表現得最全面的地方;即是在那些所謂社會主義國家裏,我們可以見到一幅這樣的圖畫:技術官僚們壟斷了經濟和政治權:他們再不是在個人層面,而是通過對生產工具的「階級擁有」進行集體剝削。換一句話說,他們間接地通過國家——不像在資本主義中通過直接剝削——把特權的配額(商品和服務)分賍;分配的標準則依各人在權力金字塔的位置而定,亦即由某個功能在科層上的重要性而決定。

——第七項

四個現代化,不只是需要一班尖精的人材嗎?文革中階級鬥爭的解放時期一過,群衆就從新掉進那歷史循環的陷井裏,適應着國家——世界性的國家——的發展,完全配合着極權主義和科層制的技術官僚層,而人民在貧困和鎭壓中,又一次忘記了自已的利益所在,竟迷失於利用他們的「上升中」階級[1]的改良政策裏,而這才是可悲的事實。在意大利同樣的發展是:

在意大利的最近將來,這點說明了被剝削者的階級鬥爭只會在各種情況下替「技術官僚」的利益服務。

——第十八項

這一點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很好的版本,只要看一看資產階級學人和民族主義者對打倒四人帮和鄧華上場的歡喜若狂,就可看出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了。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文中對後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析,這對我們了解香港、中國和世界關係不無帮助,譯者只簡地指出幾點作爲更廣泛的討論基礎。

在經濟型態方面,先進資本和後資本主義(後資本主義在文中是指那些國家社會主義的制度,在這裏,資本並没有被消滅,只是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以一更集中和壟斷的手段來運用)的具體表現是科層的國際分工;即是先進資本通過對較落後發展的社會的投資而對這在社會的剩餘價值作全面的剝削,又在這些經濟和工業的附屬國裏建立起相適應於母國本身資本擴張的系統,把附屬國的工商業發展固定爲分工的一部份。後果是明顯的,附屬國本土工商業發展的潛力自然被扼殺;在好景時,勞動者只得到相對於勞動量萬一的報酬,一到不景氣,他們就要承担最惡劣的後果。如果我們細心觀察一下以往十多年來香港工商業和一般經濟的發展,就可以得到一個概括的輪廓:外國資本和工商業的特有形式的關係,73年前的「繁榮」表現在工業部門的過份集中(香港在世界分工的部份),商業上的投機主義和畸形的消費主義(喪人心志的娛樂,先進國生活方式的模仿,爲了反吞先進國資本擴張的產品),73年股票陷井完全表現了國際資本在剝削附屬地區時的隨心所欲,以後的日子就不用說了。

但這國際分工並不單發生在先進資本國和一般落後地區之間;例如文中提出的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關係。中共雖然没有它的衞星國,但它跟香港的曖昧關係是值得注意的。在中共的外交政策下,香港肯定仍被看成是資本的轉運站,國内產品——是在高度壟斷資本的運作下生產的——通過香港套取外滙,另一方面,通過香港輸入原料,貨品和技術——這又是外國和香港資本剝削的一部份;在這點上,就是它跟殖民地政府一心維持香港現狀的共同基礎,也就是香港毛派——尤其是工會勢力——要把工人階級「領導」到一個被動和消極的地位的原因。這關係將會持續好一段日子,直到中共在四個現代化的基礎上開拓了中國經濟在世界的經濟地盤——這並不一定成功的,就算成功了,也不代表社會主義進一步的發展——形勢才會改變。簡單一句,中共之所以容許跨國企業在香港的剝削活動,就是它自身經濟規律的一個結果:而明顯地,香港是帮助它建立在資本擴張的國際混戰中的初步基礎。

在政治和社會型態方面,現代階級社會(文中的先進和後資本主義社會)愈來愈趨向於國家膨脹和科技官僚的增長,而兩者之關係又是異常密切的(詳述於正文)。在中國,得勝了的官僚宣佈結束文革,其實就是在法理上固定國家的不可動搖性,在打擊四人帮的同時,把因文革而在民間引起的無數的自發斗爭(如大字報、怠工、罷工、甚至衝擊當權派)根滅,這些斗爭曾經——無論是怎樣勉強地——是被認可的。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巧合:當赫魯曉夫鞭史太林屍的時候,他不過把蘇聯自1917年後的經濟政治發展作一形式上的總結。蘇聯的國家發展,與及那個已經成熟了的跟國家結成生生死之交的官僚系統,要他向資本主義世界開闢「和平共存」之路;在中國,毛澤東的屍雖然沒有被鞭——最低限度表面上沒有,但是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文革以來的毛澤東思想肯定會被逐漸解脫。無論這是多大的誤解都好——因爲我們終認爲毛澤東和四人帮並不是官僚和官僚制度的敵人。而是在文革中成長的極左派——這却說明官僚們要排除一切可能的法理上的障礙,使國家多、快、好、省地完成它特有的「現代化」過程,跟蘇聯在國際範疇爭取盟友。四個現代化立刻的反影可見於教育改革和經濟系統的改良,教育政革是相通應於尖端技術和制度的複雜化;物質刺激是僱傭勞動的重新肯定,跟蘇聯放棄了它關於世界革命的神話一樣,現實和理論的矛盾使中國官僚放棄了他們的革命面貌,他們的生存有賴於國家,又同時要把這國家系統完備起來,而最終的目的,是適應著階級社會的更高階級發展:國家的國際化。

在香港,我們所能見到的亦不少,因爲它跟中國的特殊關係,沒有所謂「國家」参預這回事;但在社會學的層面,我們也可看到科層制的發展:外資和本地資本企業,政府部門,教育無等不表現現代工商和服務業的要求,一小撮的負責高等決策和執掌管理行政的「在上位者」,一個中等和下等只負責執行和管理文件的文職階層。在這个寫字樓世界的另一面,當然是佔香港就業人口大部份的工業勞動者。承然,社會機構的科層化在香港没有其他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那麼發展,但由於經濟系統的資本來源,它多少也顯露出一點痕跡。其實,我們的教育制度在某方面就是劃分科層的條件和過程最好的說明:它要培養一小撮死心塌地的「精英」,一個較大比例的中等階層(中學畢業生),然後把剩下來那大部份踢進香港的經濟支柱:工廠。在這个全面的劃分裏當然有更細緻的界限,個别的階層有個别的生活方式,理想、態度,然而整體地說,都反影出整个社會的意識型態在他們個別情況下的要求。譬如上層社會的享樂主義,一方面是身份的說明,另一方面是高級商品消費的再生產的循環;這同樣以另一方式在中等階層表現出來:新貴式的庸俗衣式,低視工廠工人的態度等;而在下等階層,我們又可見到電視快餐式的消費等。

正如上面所說,社會機構的科層化在香港仍是在開始階段,但只要資本主義在香港繼續存在發展,它一定會爲了適應世界性的發展而加深,也一定會通過社會實踐來製造它的社會意識。例如近年來無論經濟,文化領域都需要更多專業人材與及他們的社會地位較明確的介定;又或者所謂九年免費教育和工業教育的着重,作爲配合新生產形式而製造一批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勞動者的手段,多少都可說明這趨向。在較詳盡的階級分析裏,譯者相信上述的情況是值得被列入考慮範圍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

後記

譯文和譯序其實早在三年多前就完成了,幾經波折到現在才能跟讀者見面,唯一的安慰就是遲來總比不來好。而正因爲遲來的原故,譯序中有些論述是有點過時的。

在這裏,譯者要向貞致意,她在亂糟糟的原稿上作了些許的文意修改,當然,基於器者的語文基礎。錯誤仍是難免的,這是譯者的責任。此外,我要多謝霞、斌和碧。他們把原稿從新騰寫一次,當然省却很多排印上的麻煩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

[1] 雖然回朝的元老已經是舊得不能再舊的老人,而在過去的官僚系統中佔一席位,但在打倒四人帮後,中國向一個歷史新方向的歷史情況才出現,而他們本身跟這制度密切結合的地位一技術官僚才得以肯定,所以我們仍稱他們爲「上昇中的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