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去世后，劳动事业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最忠实的朋友之一。《自由》 [1]衷心地赞扬这个人的真诚和坚定不移，他也许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大程度上，从本性和教义上，代表了我们要与之斗争的权威原则。安那其主义在他身上明白了其最大的敌人，但每个安那其主义者都必须尊重对他的回忆。对这位伟人的生涯的沉思同时激发了我们奇怪的、钦佩和憎恶混合的感觉。对于今天革命的两个基本原则，他采取了完全矛盾的态度。尽管他对平等的热爱如此强烈，但他对自由的憎恨同样如此。前者在有史以来对资本臭名昭著的性质和职能的最精妙的阐述之一中得到了表达；后者是国家至上和吞并的全面计划，涉及对个体的实际抹除。一个人所做的巨大贡献几乎被他支持的另一方面所造成的有害影响抵消了。对于平等主义者的卡尔·马克思，我们深表敬意;至于作为专制主义者的卡尔·马克思，我们必须将他视为敌人。《自由》在其第一期中也说了很多，并且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主意。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坚强的人，一个人道主义者，以及非常重要的真理的传播者，但在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他一直在犯错，而且无法挽回。
因此，我们不能加入劳动报刊和劳动纲领如此普遍地沉溺于对他的回忆的轻率和不分青红皂白的赞扬。然而，如果它不涉及对其他更伟大的人的不公和忘恩负义，我们也许会毫无怨言地置之不理。不能让卡尔·马克思的朋友们，为夸大他作为一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显赫地位，而掩盖其前辈的工作。关于这个说法，我们举一个例子，摘自为纪念马克思而举行的库珀联盟大会 [2]一致通过的决议:“在经济社会科学领域，他第一个通过统计事实和基于普遍公认的政治经济学原则的推理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导致所有行业的垄断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因此，通过剥夺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使他们沦为绝对的奴隶和堕落。”菲利普·范·彭定康 [3]用英语向听众宣读了这些话，我们可敬的同志加斯特斯·施瓦布 [4]用德语宣读了这些话。这些人对社会主义文献一无所知，不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知道在《资本论》出版之前的二十年里，人们(早就)一次又一次地向世界证明了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倾向和后果，这是卡尔·马克思学识丰富、推理敏锐的结果吗?。在P.J.蒲鲁东于1840年至1860年间出版的众多著作中，这个引人注目的真理被反复探讨和剖析，直到它的每一个阶段几乎都被揭露出来。
卡尔·马克思提出的经济理论是什么?为了不被指责有失公允，我们在下面给出一份由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伯努瓦·马隆 [5]所被埋没的、与马克思思想一致、令人钦佩的纲要。除了我们引用这句话的特殊目的之外，它本身也很值得我们用它所需要的篇幅，因为它主要是简明扼要地陈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原则:
迄今为止，一切历史上存在的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阶级斗争。革命改变了这种斗争的条件，但没有压制这种斗争。虽然资产阶级取代了封建主义，而封建主义本身就是旧的贵族秩序的继承者，而奴隶制度和农奴制继承在了无产阶级身上。但情况仍然保留了这两个鲜明的特点，即“支配阶级对下等阶级的无情压迫和剥削，以及阶级之间因此而展开的或公开或隐蔽的、持久而致命的斗争。”
资产阶级要获得权力，就必须争取政治和经济自由。在科学和工业进步的帮助下，它以后者的名义(它已经证伪了后者)革命了生产，开创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财富都(基本上)表现为是在这些财富的孤立数量上所形成的大量商品的积累。
一切注定要满足人类需求的事物都具有实用价值;作为商品，它具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支配有用物等价性和可交换性的数量关系。
正如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所证明的，尤其是李嘉图 [6]，这种数量关系，这种价值的衡量标准，正是劳动所花费的时间。当然，这只能指在当时的正常工业条件下，用一般的技能、机械设备和工业所需要的平均劳动量。
因此，似乎每个人都应该能够用自己的劳动购买一定数量的效用和等价于自己劳动的交换价值作为回报。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财富的积累在一极，生产资本品的阶级的苦难、屈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在另一极，同时在社会中进行。”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通过一系列的抢劫(虽然有时是合法的，但却是真实的)，生产力一旦开始发展，就被特权阶层所占有，而这些特权阶层多亏了统治的工具，控制了劳动，剥削了劳动者。
今天，注定要成为资本家的人带着钱进入市场。他首先购买工具和原材料，然后，为了操作它们，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这是唯一的价值来源。他让他们开始工作。所有的产品都进入资本家的手中，资本家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增值资本诞生了;它与增值或未支付劳动的数量，成比例增长。因此，所有的资本都是他人剩余劳动的积累，或不以工资支付的劳动。
对于这种特殊的情况，个人不必负责;这是我们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因为所有的事件，所有的个人行为都是不可避免的力量慢慢改变的过程，因为，“当一个社会成功地发现了支配其时刻的自然法则的道路，它既不能飞跃地清除它，也不能以法令废除它的自然发展阶段。“但它可以缩短妊娠期，减轻分娩的痛苦。”
因此，我们不能与一个社会的趋势背道而驰，而只能将其导向大众的利益。资本主义社会继续着不可抗拒的资本集中。
试图阻止这一运动是幼稚的;必要的步骤是通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所产生的一系列法律措施，从生产和流通力量不可避免的垄断过渡到国有化。
与此同时，邪恶将会滋生。由于工资的规律，机器的完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枯季的频率，并通过减少劳动者的需求和增加劳动力的供应使贫困更加普遍。
这很容易理解。
因为在18世纪以前，由真实或虚构的需求决定和调节效用价值的自然生产 [7]一直很流行，现在却被交换价值的商业生产所取代。交换价值是一种没有规则或衡量标准的生产，它追逐着买方，只有在世界市场中泛滥时才会停止前进。然后，数以百万计的无产阶级从事这种生产的人丢掉工作，他们的队伍因饥饿而削弱，都是由不受管制的生产创造的过剩的后果。
资产阶级占有的新的经济力量还没有完成发展，甚至现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的外壳也无法容纳它们。就像小工业因为阻碍生产而被猛烈地瓦解一样，资本主义特权开始阻碍它们所发展的生产，也会随之瓦解。因为生产资料的集中化和劳动的社会化正在使它们与资本主义外壳到达不相容的地步。
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将与资产阶级一样夺取政权，以消灭阶级，使生产和分配力量社会化，就像他们被资本主义式的封建主义垄断一样。
上述的论点是令人钦佩的，《自由》赞同整个论点——除了关于产业国有化和劳动人民获得政治权力的几句话;但它没有任何内容能证实库珀学院决议中对马克思的主张。蒲鲁东在这条逻辑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比马克思早很多年。我们随时准备从他的著作中拿出一卷、一章、一页来论述阶级斗争在历史上连续不断地表现出来，资产阶级对自由的呼吁及其不忠实，劳动是价值的来源和尺度的理论，劳动者由于特权资本家从工资中扣留一部分产品而无法回购自己的产品，以及资本垄断集中的过程及其灾难性的后果。蒲鲁东和马克思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各自提出的解决办法。马克思主张把生产和分配力量国有化;蒲鲁东主张把它们个体化并联合起来。马克思主张让劳动者成为政治主人;蒲鲁东主张彻底废除政治统治。马克思主张废除高利贷，让国家对所有工商业施以暴力，并按成本原则行事;蒲鲁东主张废除高利贷，将国家与工商业完全分离，建立一个自由的银行体系，向每一个勤劳而有资格的人以成本价提供信贷，从而使所有人都能获得生产资料。马克思信奉强制多数决定原则;蒲鲁东相信自愿原则。简而言之，马克思是一个专制的独裁者;而蒲鲁东是自由的捍卫者。
那么，如果你愿意，可以称马克思为国家(的)社会主义之父;但我们对他与所有社会主义学派都认同的一般经济原则的渊源有所争议。当然，谁是第一个提出这些学说的人并不是最重要的。正如蒲鲁东自己问的那样:“我们歌颂第一个看到黎明的人吗?”但如果要进行歧视，那就应该进行公正的歧视。为了纪念卡尔·马克思，我们可以说出很多很多的东西。因此，让我们对此感到满意吧，不要试图通过否认、贬低或忽视比他更伟大的人的贡献来夸大他的伟大。
[1] 《自由》（Liberty）是本杰明·塔克于1881年8月至1908年4月在美国出版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期刊。
[2] 库珀联盟是彼得·库伯（Peter Cooper，1791-1883）在纽约市曼哈顿地区建立的旨在提供免费教育的私立大学，而这场纪念活动在1883年3月20日于库珀联盟学院举行。
[3] Simon Philip Van Patten，西蒙·菲利普·范·彭定康（1852-1918），美国社会主义者，曾担任美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领导。
[4] Justus H. Schwab，加斯特斯·H·施瓦布（1847–1900），曾经的社会主义劳工党成员，19世纪80年代初成为安那其主义者。
[5] Benoit Malon，伯努瓦·马隆（1841–1893），法国社会主义者，第一国际、巴黎公社、汝拉联盟成员。
[6] David Ricardo，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比较优势等经济学理论。
[7] the natural production,这里大概是指不发生大规模复杂社会分工的生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