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反对战争。都是因为战争,全世界的人民,成千上万的人们受着某些人物的专横支配,有时甚至是受某一个人的专横支配,不仅是奉献了自己的大部分劳动成果:数亿的卢布、马克、法郎、日元、而且奉献了本身,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从地球各个角落汇聚到这里的人们,没有任何特别的优越性,主要是谁也没有大权在握,我们试图去斗争,而既然想斗争,那么希望要战胜的就不仅是一个政府的,而是所有政府的庞大力量,这些政府支配着数亿金钱、百万军队,并很了解他们所处的特别有利的地位,也就是说,组成政府的人们,依仗着军队——只有战争爆发才发生效用的军队,而我们要与之斗争的正是战争,我们要根除战争。

选择这场力量如此悬殊的斗争也许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想想掌握在双方手中的手段的性质,而且进行一番比较,那么令人惊讶的不是我们决定了去斗争,而是我们想和什么进行斗争。在他们手里——数亿的金钱、百万驯服的军队;在我们的手里——却拥有世上威力最雄厚的唯一武器——真理。 因此,无论我们的力量同对手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的胜利依然是不可怀疑的,犹如升起太阳的万丈光芒必然战胜长夜的黑暗。 我们的胜利是无可怀疑的,然而是在一个条件下,即宣传真理,我们将说出全部真理,没有妥协、没有让步、没有软弱,这真理是如此简单、如此明朗、如此显而易见,如此确定不移,不仅对基督徒,而且是对所有富于理性的人们,一旦阐明了真理的全部含义,那么人们便不可能再和它分庭抗礼了。

这真理的全部含义在于两个词“戒杀”,这条真理千百年来直到今天我们这一代始终就写在我们基督徒所承认的圣经上。这真理归结于:人不能也不应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以任何理由残杀他人。

这将为所有人接受的真理是如此显豁,如此确定不移,一旦鲜明而确诊地展现在众人面前,那么称之为战争的“恶”,便将完全不复存在。

因此,我想,如果我们这些和平会议的参与者,不旗帜鲜明地宣传真理,而是转而向政府提出建议,那么我们就好比是这样的人,明明手里拿着房门的钥匙,可是偏要破墙而入,而他们也明白自己是无力撞毁这堵厚墙的。我们面对的是变本加厉地武装着,准备更猖獗地厮杀的军人。我们知道,这数百万的军人并不愿残杀自己的同类,很大程度上,并不知道迫使他们去做这让他们厌恶的事情的那个原因。他们为自己的身不由己的强制性处境而苦恼。我们知道,有时这些人所作的厮杀,全是听命于政府;我们知道,政府的存在依赖于军队。我们这些希望杜绝战争的人们,为了消灭战争,难道就再也找不到比向某个人提建议更合适的途径吗?只要政府拥有军队,便会爆发战争,用这样的方式消灭战争无异于建议政府自取灭亡。

政府将会满意地听着这些建议,因为这样的议论既不会消灭战争,又不会动摇其政府,倒更可以掩护军队、战争赖以存在的事实,掩盖他们正在操纵着军队地事实。

“但这是无政府主义,离开政府,国家,任何时候人都无法生存。国为政府,国家和保护它们的武装力量,实质上是人民生活地必须条件。”人们这样告诉我。

暂且不谈,没有防卫政府和国家的军队和士兵;基督徒和所有的人民是否能够生存。设想一下:人们为自己的富裕必须奴隶般服从由他们所陌生的人组成称之为政府的机关,必须将其劳动成果贡献于这样的机关,必须履行这些机关的所有要求,包括去杀戮自己亲近的人。我们容许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的世界上就仍然存在着无数无法解答的难题。这道题是所有组成政府的人们极信奉的基督教教义无法与由基督徒组成的准备去厮杀的军队相统一。无论怎样歪曲基督教的教义,无论怎样隐瞒其主要的意义,这教义的基本思想,依然只是爱上帝、爱他人——爱上帝,即道德的高度完善;爱他人,即无区别地爱所有的人。因而,无可回避,只能二者选择其一:或者是爱上帝爱他人的基督教,或者是有战争有军队的国家。

很可能,基督教已经过时,在基督教和仁爱,或者国家和残杀二者选择时,当代的人们将发现,国家和残杀远比基督教更为重要。因而应该忘记基督教,而牢牢依靠着人们看作更重要的东西:国家和残杀。

可以说,人们至少都是如此思考和感觉的。那么可以这样推断了,当代的人们不应当再去信仰人类共同智慧所说的那些话语,不再信仰被人们信奉的上帝的经典上的那些话语,不再信仰以不可磨灭的印记写在每个人心灵上的话语,而应当崇拜的是所有的命令,包括去谋杀。这些残杀有时是出于帝王的遗产之争,或者是出于种种阴谋倾轧,或者是出于总统、议院、国会代表的竞选。就该这么说。

然而,毕竟不能这样说。不仅不能这样说,还不能对两者作出选择。如果说,基督徒禁止残杀,便不应该再有军队,不再应该有政府了。如果说,我们,统治者,我们承认残杀的法则,并且否定基督教,那么无论谁也不愿服从这样的立足于残杀的政府了。再者,如果容许战争中残杀,那么对争取自己权利的人民来说,在革命中采用暴力便更是理所当然了。因此,不可能对两者都加以肯定的政府,只是竭尽全力地对自己的臣民掩盖二者必须选择其一的必然性。

因此,为了反对战争之“恶”,我们聚集一堂,如果确实想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得着手一件事:即把这种抉择确定不移地、鲜明地摆在政府官员、摆在众多军人面前。为此,我们必须明确地、开诚布公地反复强调这条真理:人不能够杀人。而且要阐述,任何理由都不能废弃这条真理,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必须信守这条真理。

因此,我建议我们代表会议提出并颁布对所有的人们,尤其是对基督徒的呼吁书,在呼吁书中鲜明而确切地写上众所周知的而谁也没有或者几乎谁也没有说出的话,这就是战争不是现在大部分人所公认的那样,是某种特别善良的、值得夸耀的事业,而是和各种残杀一样,是罪恶和犯罪的行径,不论对自愿选择军事活动的人,还是对那些害怕惩罚或出于自私动机而选择的军事活动的人来讲,都是如此。

对于那些自愿选择战争活动的人,我建议在呼吁书中明白无误地指出,尽管军事活动安排了庄严的场面,熠熠的光环和普遍的赞颂,而它本身则是罪恶与可耻的;而军界地位越高的人,其罪恶与可耻越深重。我同样要清楚明白地对那些来自平民,被惩罚所威胁的和收买入伍的人们说,他们犯下了愚蠢和错误,违背了自己的信仰,违背了道德,损害了健全的思想。他们同意加入军队,违背信仰在于,害怕当权者的惩罚或者出于自私动机而同意去做自己心目中承认是丑恶的事情;他们损害健全的思想在于,加入军队后,在战役中他们甘心去冒同样的危险,假如他们受到的威胁不比拒接服兵役时更严重些的话。总而言之,他们与健全的思想是明显背道而驰的。因为他们正是加入了那个剥夺他们的自由,迫使他们充当炮灰的军界。

不论对于哪种人我都建议在这呼吁书中清楚地写出这个思想:对于真正有教养而从所谓的战争的伟大偏见中拜托出来的人们(这样的人与日俱增),战争的行动和名称——尽管被竭力掩盖其真正面目,——是远比刽子手所干的事情和名称更为可耻的,因为刽子手承认自己准备杀人,所杀的又是被公认为有害的和有罪的,而军人则有义务去杀所有命令他去杀的人,哪怕他们是他最亲近的人和最优秀的人。

人类,尤其是我们基督教徒已到了自己的道德要求和现存制度如此尖锐矛盾的程度,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应当改变的不是不能改变的社会道德要求,而是应当改变可以变更的社会制度。这种由内部矛盾引起的、特别尖锐地表现在战争准备中的激变,从四面八方年复一年的加剧,日甚一日地迫近。要求变革的努力在我们当代已达到如此程度,恰如液体只需要小小的电流便一下子变为固体,同样只需要小小的努力,有时只需一个词,便可以让我们时代的那些观点对立、拥有武器、军队的残忍的,过着非理性生活的人们一下子转变为理性的、具有现代人类职责要求的人们。每一种这样的努力,每一个词都是在冷却的液体中的催化剂,会一瞬间将液体变为固体。为什么我们目前的会议不作出这项努力呢?如同安徒生童话里所说的那样,皇帝庄严地行进在城市的街道上,全体人们赞美他那华美的新衣,出自孩子的一句话,道出了众所周知的,但谁也没有说出的事实真相,就这一句话改变了一切。他说:“皇帝他什么也没穿。”就这么一语道破。皇帝窘得无地自容,所以让自己相信他们看见皇帝华美新衣的人们都发现,皇帝是赤裸裸的。那么我们也得说出那人人皆知而又不打算说出的话来,要指出无论人们怎么称呼残杀,残杀永远只是残杀,是罪恶、卑鄙的行径。我们在这里要尽全力鲜明地、确定不移地、响亮地指出这一点。于是人们不再只看见过去自以为看到的东西,而是看见真正看到的东西,不再看见什么为国效忠、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军人的荣耀、爱国主义,而看见实际存在的东西:赤裸裸的杀人罪行。如果人们有鉴于此,那么就会做童话里所做的事,干罪恶勾当的人们会感到羞愧,而那些偏要让自己相信没有看见残杀罪恶的人们将会看清罪恶,并且停止残杀。

但是人民将怎样抵御外侮?怎样维持社会内部秩序?人民如何不要军队而生活?

用怎样的方式形成没有残杀的人类生活,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富有理性和良心的人们的生活,肯定会比被驱赶着去互相残杀的人们的生活更加正常自然的。因此,当支配人们行为的不是基于残杀威胁的暴力,而是基于理性和良心时,人们生活的社会结构形式将在任何情况下远胜于今天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如果我所说的话委屈或伤害了任何一个人,引起了不快,那我将非常遗憾。可是,我;年逾八十的垂暮老人,可以说是朝不虑夕了,不说出我铭记于心,确信不疑的全部真理,我会羞愧和内疚的,只有真理能把人类从无数源于战争的深重灾难之作拯救出来。

(1909年8月4日)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汪一新译、倪蕊琴校)

和平代表大会报告的补充

你们希望我能参与你们的会议。在我为去年的会议准备的报告中,我力所能及地表达了我对和平问题的观点。该报告业已寄出。可我又担忧,它不符合高度文明的与会者们的要求,之所以不合要求。据我所知,是因为在历次和平代表会议中,我的观点,事实上也不止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全世界信仰上帝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观点,被冠以反军国主义这么一个含混不清的新称号,并且被视为个人愿望和某人的品性的特殊而偶然的表现,因而不再具有严肃的意义。但是尽管如此,我依然不能辜负代表会议时我的期望并自己要求再次简短地申明我原有的思想观点,即:代表会议制定新的法规,以保障互相仇视和以极大限度地扩大自己权力为幸福的民族之间的和平纯属徒劳。我认为,会议制定保障和平新法规之毫无意义,主要是鉴于确保世界和平的法规,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勿残杀”。这是全世界人人皆知的,也是与会者(所有高度文明人)不能不清楚的。

须知,这一法规,不仅记载于世界所有伟大的教义中,而且铭刻于一切人的心里。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在上帝和人们面前的神圣职责是再度提醒于会议的高度文明人注意这一法规。那些遵循这一法规的众多人们,他们拒接服兵役,忍受沉重的困顿和忧患(昨天刚获悉一位年轻瑞典人的信,他将拒绝服兵役),是的,我的俄国和欧洲朋友们的行动不会令那些与会者们(高度文明人)感兴趣的,因为我的朋友们属于反军国主义的阵营,我仍在想,这些人的行动不是在言辞上,而在事实上确认了残杀法规。他们不会以任何方式介入杀人行径的罪恶中去,唯有他们的行动才能最好地满足与抚慰了每一个人的灵魂和良心的需求,最忠诚地投身于善与正义的总体运动,也即在人们中间(包括与会者在内)致力于确立和平这一目标。

亲爱的兄弟们,这就是我,一个风烛残年或气数将尽的老人,要向你们再次重复的话。我们所需求的(不是协会),也恰恰不是帝王与军队将领组织的会议,更不是这类会议上安排他人生活的议论,而只是一个需求,即履行我们所熟知、为我们所认可的爱上帝、爱他人的法规,它在任何场合之下都不能容忍残杀的意图和残杀亲人的行为。

1910年7月20日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汪一新译、倪蕊琴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