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天国就在你们心中
副标题: (基督教不是神学,而是对于生活的崭新理解。)
作者: Leo Tolstoy
日期: 1893
来源: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L.N.)著;谢素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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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奴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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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结束这篇写了两年之久的论文时,九月九日我坐火车前往图拉和梁赞两省交界的乡下。那里去年发生了饥荒,并且今年又发生了更大的饥荒。在一个车站上,我坐的火车遇上了一列特快专车,车上载着以省长为首,带有枪枝、弹药和树条前往上述一带鞭笞和屠杀饥民的队伍。

尽管三十年前法律废除了体罚,然而,为使百姓执行当局的决定,近来在俄国境内已经越来越多地开始采用树条鞭笞这种酷刑。

我听说过这种事情,甚至在报上读到过下诺夫哥罗德省省长巴拉诺夫似乎引以为荣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读到过在切尔尼戈夫、坦波夫、萨拉托夫、阿斯特拉罕和奥廖尔等地发生的惨案,但我一次也没有亲眼见过人们怎样施行这种酷刑。

这回我亲眼看见了心地善良、充满基督精神的俄国人带着枪枝和树条前去屠杀和鞭笞自己的饥饿的弟兄。

这次他们出动的理由如下:

某个大户的一处田庄的农民,在他们与地主公有的牧场上培植了一片树林(所谓培植,那就是保护树林成材)。这片树林历来都由他们使用,故而他们认为树林是他们的,至少也是公共财产。但是地主霸占了这片树林,开始伐木。农民递了状子。初级法庭的法官错误地(“错误”两字是引用了解本案的检察长和省长的说法)作了偏袒地主的判决。事后,各级法庭,其中包括枢密院,虽然明知判决错误,却都维持原判。这样,树林判给了地主。地主开始伐木,然而,农民无法相信这种明显欺压他们的不公正的仲裁竟会出自最高当局,拒不执行判决,赶走了派来伐木的雇工,并且声称这片树林属于他们,他们决意去告御状,但是绝不让人砍走木材。

案情报到彼得堡一位部长那里。部长奏明皇上,皇上降旨执行法庭判决。部长给省长下达了书面命令。省长要求派兵。于是,携着插上刺刀的步枪和弹药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另又带上专为此事准备的装在一节车厢里的树条,乘着火车前往行动地点执行最高当局的这一决定。

执行最高当局决定的方式——屠杀,鞭笞,还是仅以屠杀或者鞭笞进行恫吓,视农民是否进行反抗而定。

第一种情况,假如农民进行反抗,在俄国(其他凡有国家机器和私有制的地方亦然)便按下列方式行事:长官讲话,要求服从当局决定。愤怒的百姓,其中大部分人都受为首分子的蒙蔽,根本听不懂当局代表那套书卷气十足的官腔,继续骚动。于是,长官宣布,假如他们拒不服从,拒不解散,那他只好诉诸武力。假如这时百姓仍不服从,仍不解散,长官便命令装上子弹,朝人群上空鸣枪。假如这时百姓再不解散,长官便不管谁将中弹,命令直接向人群开枪。士兵开枪,街上倒下死伤的百姓。这时,百姓一般开始逃命,士兵按照长官的命令逮捕那些长官心目中的为首分子,并把他们监禁起来。

尔后,着手收拾血肉模糊、气息奄奄、形容丑陋的死伤男人(间或也有死伤的女人和孩子),把死者埋掉,伤者送往医院。那些所谓为首分子则被押解进城,交给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倘若他们有过暴力行为,一概处以绞刑。于是搭上绞架,拉起绳索,绞死几个任人摆布的百姓。这在俄国已经发生多次,正如在把社会制度建立于暴力之上的任何地方一样,诸如此类的事情经常发生,并且非得发生不可。进行反抗的结果便是这样。

第二种情况,即农民表示服从,则按某种俄国特有的方式行事。经过如下:省长抵达行动地点,召集百姓发表演说,斥责他们图谋不轨,接着便在村里家家户户强行驻兵,那些士兵白吃白喝地驻上个把月,一直闹到农民破产为止;或者严词恫吓以后,省长感到满意,仁慈地宽恕了百姓,起程离去;或者(这种方式最为常见)省长当众宣布,为首分子应该受到惩罚,于是未经审判便随意下令拉出一些他心目中的为首分子,由他亲自坐镇,对后者施加刑罚。

为使读者对这类事情有个概念,我写一桩发生在奥廖尔省并为最高当局赞许的案件。

奥廖尔省案件的经过如下:正如此地图拉省的情况一样,地主打算吞并农民的财产,农民对此也作了反抗。争端在于地主未经农民同意打算提高自己磨坊的水位,这样一来河水便将淹没农民的草地。农民反对这一做法。地主向县长递了状子。县长非法地(这是后来连法庭都承认的)作了一个偏袒地主的决定,准许提高水位。地主派遣工匠建造放水的沟渠。农民对于这一错误决定十分气愤,便让家属出面阻拦地主的工匠建造沟渠。妇女们来到坝上,掀翻大车,赶跑了工匠。地主控告妇女目无法纪。县长命令从村里的每户人家抓一名妇女入狱(“看守所”)。命令很难执行,因为每户人家都有几个女人,无从知道哪个该抓,所以警察没有执行命令。地主又向省长控告警察玩忽职守。省长不问青红皂白,严令县警察局长立即执行县长的命令。对于上级唯命是从的县警察局长来到村里,以俄国当局固有的蛮横态度,命令警察去每一户抓一名妇女归案。因为每户人家都有不止一个妇女,无从知道哪个该抓,于是争执反抗迭起。县警察局长无视这些争执反抗,坚持要从每户人家抓一名妇女,抓到谁就是谁,押往监禁地点。男人开始保护自己的妻子和母亲,不让警察把人带走,并于抗争之际,打了警察和县警察局长。闹出了新的可怕的乱子:反抗当局。这一新的罪行当即上报省城。于是,省长便像眼下图拉省省长一样,率领一营带着枪枝和树条的士兵,利用电报、电话和铁路之便,乘着特快列车,带上专管施刑卫生的医生,到了行动地点,俨然是赫尔岑所预言的拥有电讯设备的成吉思汗。

乡政府旁边站着士兵,一队红腰带上挂着盒子枪的警察和应召而来的担任公职的农民,以及被告。四周围着一千或者一千以上的百姓。到了乡政府门口,省长跳下马车,作了事先准备好的讲话,接着命令带上犯人,准备长凳。这一命令起初使人不解。但是一直随从省长司刑的警察(省里已经多次施刑)当即解释说,施刑需用长凳。搬来了长凳,搬来了随车运到的树条,唤出了打手。打手事先已经挑好,是该村的几个盗马贼,因为士兵拒绝施刑。

等到一切就绪,省长命令被地主指控为主犯的十二个人中的第一个出列。第一个出列的是村社里人人敬重的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当家人,他敢于捍卫村社的权利,因此深得村民的爱戴。他被带到长凳跟前,剥去衣服,责令躺下。

他试图求饶,但是看到求饶无济于事,就画了一个十字,躺了下去。两个警察跑来把他按住。边上站着准备给予必要诊断的医生。盗马的囚犯往手上啐一口唾沫,举起树条,抽打起来。然而长凳太窄,上面很难按住挣扎的受刑人。省长下令再搬一张长凳,并且搭上一块木板。侍从举手行礼回答:“是,大人。”赶紧驯顺地跑去执行命令。这时,露着半个身子、面色苍白的受刑人只好站在那里等候,愁眉苦脸地望着地面,下颏和两条光腿不住地打战。第二张长凳搬来以后,警察重又把他按下,盗马贼重又开始抽打。受刑人的背上、臀部、大腿,乃至身体两侧出现越来越多的血痕和紫斑。每打一下,受刑人便忍不住低低呻吟几声。周围的人群中间传出妇女、孩子、受刑人家属和所有被拉来受刑的农民的哀号。

沉醉于权势的不幸的省长(他觉得自己只能这样行事)扳着手指数抽打的次数,一面不住地抽烟。几个巴结的随员每次都争先恐后地给他递上擦亮的火柴。打过五十几下以后,农民不再喊叫和动弹。那位毕业于公立学校,以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为皇上和祖国服务的医生,走到受刑人跟前,摸摸脉搏,听听心脏,随即报告当局代表,说受刑人失去知觉,根据科学资料的记载,继续施刑可能对他具有生命危险。但是,不幸的省长已经完全沉醉在眼前那片血肉模糊的景象之中,下令继续施刑。一共打了七十下。不知什么缘故,省长认为抽打必须达到这个数字。打完第七十下,省长说:“行了!带下一个!”于是,这个伤痕累累、脊背肿胀、知觉全无的受刑人被抬了下去,带上来另外一个。人群的哀号和叹息越发响亮。然而,当局代表只管继续施刑。

这样打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第十个,第十一个,第十二个,每人七十下。他们全都求饶,呻吟,喊叫。妇女撕心裂肺的哀号越来越响,男人脸上的愁云越来越浓。然而,周围站着军队,只有在被称做省长的那位不幸的如痴似醉、鬼迷心窍的大人不知什么缘故任性地认为惩罚必须达到的那个程度达到以后,施刑方才停止。

文武官员和士兵不仅全都在场,并且参与了这一暴行,防止百姓破坏秩序,妨碍实施当局的决定。

我问过一位省长,既然百姓已经服从,村里又有军队,何必还要鞭笞百姓。他露出深知治国安邦的一切奥秘的郑重模样回答我说,这是因为经验证明,假如不对农民加以惩罚,他们会再次起来反抗当局的决定。惩罚几个肇事的百姓,可以一劳永逸地巩固当局决定的威力。

现在图拉省省长也是如此,带着文武官员和士兵前去履行同样的公事。同样也是通过屠杀或者鞭笞强制贯彻最高当局的决定。这个决定将使有十万卢布年收入的年轻地主额外得到他从整个村社的饥寒交迫的农民手里夺来的一片价值三千卢布的树林,而他将在莫斯科、彼得堡或者巴黎的饭店里寻欢作乐,两三个星期之内便把这笔钱挥霍一空。我所遇见的这支队伍前去完成的正是这样一件差使。

在我始终按照一个方向紧张思索了两年之后,命运似乎故意让我平生第一次碰到了这个现象。它用事实十分清楚地向我展示了理论上对我来说早已明确的东西,即我国生活的整个体制,并非像在现存制度中享有有利地位的人们喜欢想象的那样,是建立在什么法律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最简单、最野蛮的暴力之上,建立在屠杀和鞭笞百姓之上。

拥有大量土地和资本,或者领取高额薪金(实为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的人,以及依附于这些达官贵人的商人、医生、画家、管事、学者、车夫、厨师、作家、侍从、律师等等,喜欢相信他们享有的特权不是源于暴力,而是源于完全自由的对等服务,喜欢相信这些特权不仅不是源于诸如今年夏天在奥廖尔省和俄国其他许多地方,以及经常在整个欧洲和美洲发生的那些鞭笞和屠杀百姓的暴行,甚至与这些暴行没有丝毫关系。他们喜欢相信,他们享有的特权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源于人们自愿遵守的默契,而镇压百姓的暴行同样也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源于某种公认的至高无上的治国安邦的法律。他们尽量闭眼不看,他们之所以享有他们享有的特权,在任何时候都是根据那个迫使培植了树林而又非常需要树林的农民把树林交给在生长期间从未照料过树林也不需要树林的阔地主的原因。倘若农民不肯交出这片树林,他们便将受到鞭笞和屠杀。

假如我们已经清楚,奥廖尔省的那座磨坊能为地主带来更多的收入,这里的农民将把自己培植的树林交给地主,都是鞭笞和屠杀,或者以两者进行恫吓的结果,那么同样应该清楚的是,剥夺穷人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富人们的其他一切特权,肯定也都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面。假如为了养家糊口需要土地的农民不能耕种他们宅园周围的土地,而这片足够养活一千户人家的土地却归一个不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的俄国、英国、奥国,或者无论哪个国家的大地主所有,假如从贫穷的农民手中买进大批粮食的商人,可以在饿乡自己的仓库里毫无危险地囤积这些粮食,再用贵上三倍的价格卖给当初用低廉三倍的价格售出这些粮食的农民,那么显然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假如一方出售便宜的货物,另一方因为与他隔着一条叫做边境的两国约定的界线,因此在未向那些并不参加这种货物生产的人员纳税以前,也就不能购买,假如农民不得不把家里最后一头奶牛交出顶税,政府却把税收作为薪金发给自己的官员,并且用以维持屠杀这些交税农民的军队,那么似乎很明显,这也不是基于某种抽象的法律,而是基于在奥廖尔省已经实施,眼下将在图拉省实施,并且总是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在世界各地凡有国家制度和穷富之分的地方周期性地实施的暴力。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强制关系,并非任何时候都表现为鞭笞和屠杀,所以享有统治阶级特权的人们力图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享有的特权并非源于鞭笞和屠杀,而是源于某种神秘的公理,抽象的法律,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然而,似乎十分清楚,假如人们把自己劳动成果的主要部分交给资本家和地主,却又认为这是不合理的(目前所有的工人都持这一看法),明知捐税使用不当,却又照缴不误,那么他们这样做首先不是因为了解他们闻所未闻的什么抽象的法律,而仅仅是因为知道,假如他们不这样做,便将受到鞭笞和屠杀。

每当地主收取地租,需要粮食的农民付给欺骗了他的商人高出原价三倍的款子,工人满足于按照比例低于老板收入两倍的工资,穷人拿出最后一个卢布缴纳各种捐税的时候,假如不是次次都要逮捕、鞭笞和屠杀百姓,那么这是因为企图违抗的百姓已经受到不计其数的鞭笞和屠杀,他们牢牢记住了这些教训。正如关在笼子里已被驯服的老虎不吃放到嘴边的肉食,听到命令立即进行跳杆表演,不敢躺着不理。它这样做不是出于自身的愿望,而是记得烧红的铁条,或者先前每次拒绝服从命令以后挨饿的滋味。同样,百姓屈从那种他们认为不合理,对他们不利,甚至具有致命危害的秩序,也是因为他们记得先前他们每次反抗这种秩序的下场。

自古以来,享有暴力产生的特权的人们常常忘记,并且喜欢忘记这些特权是怎么来的。然而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不是每个王朝文治武功的历史,而是真正的历史,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历史,便能发现,富人之所以凌驾于穷人之上,享有一切特权,不是得助于别的什么,而是得助于树条、监狱、苦役和屠杀。

只要想一想自古以来人们那种孜孜不倦地争取增加自身福利的劲头(这也是驱使当代人去行动的力量)便能明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维持富人凌驾于穷人之上的种种特权。

可能存在不以维持富有阶级特权为目标的压迫、鞭笞、监禁和死刑(虽然十分罕见),但是可以大胆地说,在我们这个养活一个像老爷一样生活的阔人需要十个被活计累得筋疲力尽、常常连累全家一起受苦的妒忌而又贪婪的工人的社会里,富人的全部特权,富人的全部奢侈,富人享有为中等收入的工人不能享有的一切,凡此种种,都是靠鞭笞、监禁和死刑才取得并维持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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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九月九日遇到的这列载着士兵、枪支、弹药和树条的专车,这列开赴饿乡,旨在确认富裕的地主对于他从农民手里夺来的一片并不为他需要,然而却为农民十分需要的树林拥有产权的专车,异常清楚地表明,完全违背自己的信念和良心,闭着眼睛行事的恶习在人们身上已经发展到了何等地步。

我遇到的这列特快专车挂着一节供省长和文武官员乘坐的头等车厢和几节挤满士兵的棚车车厢。

矫健的年轻士兵穿着洁净的新制服,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或者垂下双脚,坐在棚车敞开的门口。有的抽烟,有的推推搡搡闹着玩儿,龇牙咧嘴地嬉笑着,有的嗑着瓜子,悠然自得地把壳吐在地上。有的顺着月台朝水桶跑去,想要喝水。遇见军官,他们便放慢脚步,笨拙地举手行礼,神态严肃,似乎在做一件合理而又十分重要的事情。走过军官身边,目送他们远去以后,这些士兵重又噔噔地踩着月台的木板,更加快活地奔跑起来,有说有笑,就像一群结实、善良的年轻小伙子兴高采烈地结伴旅行一样。

他们是去屠杀饥饿的父老,但却像去做一件乐事,或者一件最平常不过的公事。

散在月台上和头等餐厅里的盛装的文武官员,同样给人这种印象。省长,这次远征的统帅,穿着一套介乎便服和军服之间的制服,坐在摆满酒瓶的桌旁,边吃边和邂逅的熟人平静地谈着天气,似乎他去履行的是件极其简单、极其平常的公事,丝毫也不影响他那平静的心境,以及他对天气变化的关注。

距离这张餐桌不远,坐着一位宪兵将军。他没有进食,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然而无精打采的样子,似乎对他已经厌倦的那套程序感到苦恼。四周都是来来往往、谈笑风生的穿着漂亮绣金制服的军官。有的坐在桌旁喝完瓶里剩下的啤酒。有的站在柜台前面嚼着充当点心的包子,不时拍掉落在军服前胸上的碎屑,随后傲慢地把手一甩,丢出一块硬币付账。有的一步一抖地在我们这列火车的车厢前面游逛,伺机窥视女客们的姿色。

这些官兵奉命前去屠杀或者鞭笞食不果腹,任其摆布,却又供给他们吃喝玩乐的农民,然而他们都有一副深知自己正在履行应该履行的公事的外表,甚至在履行这件公事的时候,带着几分得意和“傲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些官兵现在距离目的地只有半个小时的行程。到了那里,为使一个富人获得他从整个村社饥饿的农民手里夺取的,然而并不为他需要的三千卢布,他们可以违心地去做那些想象之中最最可怕的事情,可以像在奥廖尔省那样屠杀和鞭笞无辜的农民,自己的弟兄。他们若无其事,尽管距可能实施暴行的地点和时间越来越近。

要说这些人,这些文武官员和士兵,不知道他们面临的任务,不知道他们去做什么,那是不行的,因为他们都为此行作过准备。省长理应下令带上树条,文官理应购买桦树条,洽谈价格,并在账上记下这笔支出。军人下过或者接到并且执行了分发弹药的命令。他们全都知道,他们是去鞭笞,也许是去屠杀饥肠辘辘的弟兄,知道也许在一小时以后他们便将采取行动。

要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信念,正如人们常说而他们自己也反复强调的那样,出于必须维护国家制度的信念,那是不公正的。第一,因为这些人恐怕从未想到过什么国家制度和它的存在的必要性。第二,他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他们参与这些事情是造福国家,而不是危害国家。第三,事实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假如不是全体的话)不仅从不为造福国家牺牲自身的安宁和欢乐,并且相反,即便危害国家,然而为了自身的安宁和欢乐也从不放弃任何可以享受的机会。所以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什么造福国家的抽象原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须知,这些人我全都了解。即便我不认识他们全体,我也大致知道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思想方式。须知,他们都有母亲,有的还有妻子儿女。须知,这些人大多心地善良,秉性温顺,甚至温柔,憎恨任何形式的残暴,至于行凶杀人,那就不必说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甚至不忍宰杀和鞭笞牲口。此外,这些人都信奉基督教,认为对于手无寸铁的人施加暴力是件可恶而又可耻的事情。须知,他们中间无论是谁在日常生活中都不会为了自己细微的私利犯下奥廖尔省省长镇压百姓暴行的百分之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如果得知别人以为他在私生活中能干出类似的勾当,都会感到气愤。

然而,现在他们距离目的地只有半个小时的行程,到了那里,他们也许必不可免地将要施加暴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况且,问题不仅在于这些乘着火车,奉命前去进行屠杀和鞭笞的官兵。那些造成这次镇压的人:地主、县长、法官,以及那些从彼得堡下令镇压,并以命令形式参与这一镇压的人:部长、皇上,同样也是心地善良、信奉基督教的人,明明知道镇压的结局,又为什么主张镇压,并且下令镇压呢?为什么那些并不参与镇压,对于个人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哪怕鞭笞马匹,都会愤愤不平的旁观者,能够容许这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呢?为什么他们对这种暴行无动于衷,既不出面干涉,也不大声疾呼地表示反对,说:“不行,屠杀、鞭笞饥饿的百姓,仅仅因为他们不肯交出别人想从他们手里强行夺走的最后一点财产,这种事情我们绝不允许发生!”但是不仅没有人采取这类行动,相反,大多数人,包括这次镇压的主谋:县长、地主、法官,以及那些参与镇压,并且下令镇压的有关人士:省长、部长、皇上在内,全都若无其事,甚至不感到问心有愧。显然,这些前往实施这一暴行的全体官兵同样也是心安理得。

甚至似乎与事无关的旁观者,大多也都以赞许,而不是非难的目光望着准备履行这件丑恶公事的官兵。在我乘坐的那节车厢里,有个农民出身的木材商,对于农民将要受刑直言不讳地大声表示赞许。“不服从当局不行,”他说,“当局嘛,就是让人服从的。瞧吧,总有一天会把跳蚤抓完。到那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绝了作乱的念头。这是他们活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要说这些唆使、参加和纵容镇压的人全是坏蛋,他们明知自己的作为极其丑恶,然而有的为了薪金和私利,有的害怕惩罚,这才做着违背自己心意的事情,同样不行。这些人在一定条件下都能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些文官中间,没人偷窃钱包,拆阅别人的信件,受了侮辱必定要求对方认错,直到他感到满意为止。这些军官中间,没人赌牌耍赖,输钱不付,出卖同伴,临阵脱逃或者扔掉旗帜。这些士兵中间,没人吐掉圣餐或者在斋戒的星期五食用牛肉。这些人宁可受苦,遭殃,历险,但是绝不答应去做他们心目中的坏事。因此,这些官兵在做违背自己心意的事情时,他们身上不乏抵制的力量。

要说这些人全是野兽,滥施暴力乃是他们的本性,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更加不行。只要和这些人交谈几句,便能发现,地主也好,法官也好,部长也好,皇上也好,省长也好,军官也好,士兵也好,他们在内心深处不仅不赞成类似的行径,并且每当有人向他们提起他们参与这类行径所起的作用时,甚至感到难受。他们只是尽量不去想它罢了。

只要和他们,即所有参与这一行径的人,从地主直到微不足道的警察和士兵,交谈几句,便能发现,他们在内心深处全都明白,这是一件坏事,最好不要参与,并且因为自己参与这件坏事感到难受。

和我们同车的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太太,在头等餐厅遇见省长和军官,得知他们此行的目的以后,为使他们听见,故意放大嗓门痛骂当代的制度,羞辱参与这一行动的人。所有的人都很尴尬。所有的人都感到无地自容,但是谁也没有对她表示异议。乘坐专车的人装出一副不屑反驳这类空话的模样。但从他们的脸上和游移不定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大家都感到羞愧。在士兵脸上我也发现了这种表情。连他们也知道,他们去做的是件坏事,但又不愿去想他们即将面临的任务。

当那个木材商开始议论这些措施如何如何必要时——我想这些议论并非出自真心,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见识而已——听见的士兵全都装作没有听见似的朝他背过身子,沉下了脸。

所有的人,造成这次镇压的地主、县长、部长、皇上也好,眼下乘坐这列专车的官兵也好,甚至与此事无关的旁观者也好,所有的人无一不知道这是件坏事,对于自己参与其中,甚至身临现场,无不感到羞愧。

那为什么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做这种事情,并且忍受这种事情?

关于这个问题,你们不妨问问那些制造事端的人,譬如地主,问问那些作出尽管表面合法,然而明显不公的判决的人,譬如法官,问问那些下令执行判决的人,问问那些将要亲手鞭笞和屠杀自己的弟兄的人,譬如士兵、警察和农民,他们,即所有唆使、协助、从事、纵容犯罪的人,对于问题的回答,实质上全都一样。

提出、促成并且下令镇压的当局人士会回答,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现有社会秩序,只有维持现有社会秩序才能增进祖国和人类的福利,保障社会的安全和进步。

地位低下的人,农民和士兵,即那些应该亲手施加暴力的人会回答,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这是最高当局的命令,最高当局自有最高当局的道理。至于当局是由应该组成当局的人组成,当局自有当局的道理,这在他们看来是无可怀疑的真理。假如这些地位低下的执行者犯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那么责任只在下级官员。主宰一切的最高当局在他们看来无疑是绝对正确的。

尽管对于行为动机各有各的解释,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当局还是听命于当局的下属,在一个问题上都持相同见解,即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现有秩序正是现在必须存在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每一个人的神圣职责。

承认现有秩序必须存在,故而不能改变,历来都是参与国家暴力的人赖以进行自我辩解的根据。他们辩解说,因为现有秩序不能改变,故而个别人拒绝履行职责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相反,换一个人来也许会把事情办得更糟,亦即百姓遭到的镇压可能更加残酷,更加严重。

正是因为相信现有秩序必须存在,不能改变,故而维持这种秩序乃是任何人的神圣职责,那些心地善良并在私生活中讲究道德的人才能较为泰然地参与在奥廖尔省已经实行过而乘坐图拉列车的这些官兵将要实行的暴力镇压。

然而,这种信念赖以存在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十分清楚,地主乐意相信现有秩序必须存在,不能改变,因为正是这种现有秩序使他获得来自几百乃至几千俄亩土地的收入,靠着这些收入,他才过上他习以为常的悠闲而又奢侈的生活。

同样清楚的是,法官乐意相信这种使他得到比最勤劳的粗活工人多五十倍的收入的秩序必须存在。月薪六千卢布或者更多的最高法官和一切高级官员更是如此。只有维持这种秩序,一切诸如省长、检察长、枢密官、各种委员会委员之类的公职人员才能领取几千卢布的月薪。没有这些月薪,他们连同他们的家庭就会即刻断了生计,因为除了现有职位以外,无论是个人的能力、知识,还是勤奋程度,都不足以使他们得到他们目前收入的千分之一。部长、君王和最高当局的其他人士情况亦然,差别仅仅在于,他们任职越高,地位越特殊,就越是需要相信,现有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因为脱离这种秩序他们不仅不能得到同等的地位,而且必将一落千丈,跌到谁都不如的地步。一个为了十卢布月薪自愿去当警察的人,可以轻易地在其他任何职位上获得同样的收入,对于维持现有秩序没有多大需要,因此可以不相信这种秩序不能改变。但是一个在位即有亿万收入的国王或者皇帝,因为知道在他周围有成千上万的人企图推翻他并且取而代之,知道在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位置上他都不能获得这样的收入和荣耀,并且往往知道他能获得这样的收入和荣耀全都有赖于不同程度的专制统治,甚至知道万一他被推翻,他将为执政期间所做的一切受到审判,因此不能不相信现有秩序乃是一种万古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一个人的地位越高,越是有利,因此越是不稳,下降的后果越是可怕和危险,那么占有这一地位的人也就越是相信现有秩序不能改变,越是泰然地行凶作恶,似乎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维持现有秩序。

对于一切占有有利地位,然而一旦现有秩序遭到破坏地位便要下降的大小官员,从低级警长直到最高当局,事情便是这样。这些人全都或多或少地相信现有秩序不能改变,主要是因为这一秩序对他们有利。

然而,究竟是什么促使站在梯阶的最低一级,在现有秩序中毫无利益可言,永远处于服从的屈辱地位的农民和士兵相信,这种使他们处于不利和屈辱地位的秩序正是必须存在的秩序,故而必须予以维持,甚至不惜为此违心地去做坏事呢?

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些人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仿佛现有秩序不能改变,必须予以维持,而实际情况显然相反,现有秩序之所以未能改变,正是因为他们维持这种秩序?

究竟是什么促使昨天刚被招募入伍,穿上这些丑陋、怪诞、缀有蓝色衣领和金色纽扣的军服的士兵,带着步枪和马刀前去屠杀自己饥饿的父兄?那些人已经毫无利益可言,也毫无丧失地位的危险,因为他们目前的地位较之入伍以前更为可悲。

地主、商人、法官、枢密官、省长、部长、皇帝、军官这些上层人士参与暴行,目的在于维持现有秩序,因为这种秩序对他们有利。此外,他们(往往是些善良温顺的人)觉得自己可以参与这类暴行还因为他们的行动仅仅局限于唆使、决定和命令。这些上层人士并不亲手实施他们引起、决定和命令实施的暴行。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甚至不会看见他们引起和命令实施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

但是,那些下层的不幸的人们并未从现有秩序中得到什么利益。相反,由于这种秩序的存在,他们处于极其卑微的地位。然而正是他们为了维持这种对自身不利的秩序跑到百姓家里动手抓人,捆人,把人关进监狱,罚以苦役,甚至亲手鞭笞和屠杀百姓。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

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些人相信现有秩序不能改变,应该予以维持呢?

须知,这些动手鞭笞、捆绑、关押、杀戮的人乃是一切暴力的基础。须知,假如没有这些人,没有士兵或者警察,总之,准备按照上级命令行凶和杀戮的武装人员,那么没有哪个签署绞刑、终身监禁、苦役之类判决的官员会去亲手绞死、囚禁、虐待现在他坐在办公室里泰然下令绞死和虐待的人中的千分之一,而他所以泰然下达这样的命令,只是因为他看不见绞死和虐待人的场面,绞死和虐待人的不是他,而是远在某处执行命令的驯顺的下属。

须知,一切成为家常便饭的不公和残暴之所以成为家常便饭,正是因为有人时刻准备赞助这些不公和残暴。须知,假如没有这些人,那么不仅没人镇压受苦受难的广大百姓,并且下令的人也绝对不会签署命令,甚至不敢幻想他们现在能够信心十足地签署命令。须知,假如没有这些准备按照上级意志鞭笞和屠杀百姓的人,谁也不会肯定所有不事耕作的地主断然肯定的说法,即濒于死亡的无地农民周围的土地,都是不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的地主的私有财产;谁也不会肯定,使用欺骗手段购进的粮食应该囤积居奇,无须顾及行将饿毙的农民,因为商人需要利润,如此等等。假如没有这些准备按照上级意志鞭笞和屠杀百姓的人,地主绝对不会无事生非,想从农民手里夺取他们培植的树林。官员同样不会认为,他们理应领取从饥民身上搜刮得来的薪金,因为他们压迫后者有功。至于绞死、监禁、放逐敢于驳斥谎言、宣扬真理的百姓这样的功劳,那就不必说了。须知,所以会有这些要求和暴行,正是因为所有的官员毫不怀疑,他们手下总有一批准备通过鞭笞和屠杀来实现他们的任何要求的驯顺的奴仆。

须知,发生诸如此类的暴行(凡是称王称霸的人,上起拿破仑,下至对着人群开枪的小连长,全都这样行凶作恶),原因仅仅在于作为他们的后盾、准备执行一切命令的驯顺的下属所构成的权力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因此,全部问题在于动手施行暴力的下属,在于警察、士兵,并且主要在于士兵,因为警察只有在士兵作为他们的后盾的时候,才会执行命令。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些奉命亲手施行暴力而又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利益的善良的人们,这些可以左右一切的善良的人们,产生奇怪的错觉,以至于相信,这种对于他们不利、痛苦,甚至具有致命危害的现有秩序乃是应该存在的秩序?

是谁造成了他们的这种奇怪的错觉?

当然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相信他们应该施行暴力,因为施行暴力对于他们,以及对于他们那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阶层不仅不利,痛苦,具有致命的危害,并且也为他们的良心所憎恶。

“《圣经》上明明写着:不可杀人。那么你怎么杀人呢?”我曾多次问过各种各样的士兵。我这一问,提醒他想到原先不想考虑的问题,因此总是使那些被问的人感到尴尬和难堪。他知道,必须遵守上帝的诫命:不可杀人,也知道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但他从未想过,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我所得到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羞怯的回答,大致总是一个意思,即战争中的杀戮和执行政府命令绞死罪犯不属一般禁止杀人的范围。然而我说,上帝的诫命中没有规定这类界限,又说,基督教义规定,所有的人都应团结,宽恕,友爱,这和杀人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些士兵一般表示同意,接着向我反问一个问题:那么政府——按照他们的理解,政府是不会有错的——根据需要命令士兵打仗,绞死罪犯,这又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政府下达这种命令,那是命令错了。于是对方显得更加难堪,或者中止谈话,或者对我大为生气。

“肯定是找到了这样的诫命。我看主教们知道的绝不比我们差。”一个俄国士兵这样回答我说。说完以后,这个士兵显然觉得心里踏实了,满有把握地以为,他的上级找到了他的祖先、历代帝王、帝王后裔和亿万百姓(包括他自己)遵守的那条诫命。而我对他说的不过是些花言巧语,或者像谜语一样奥妙的东西。

无论根据古老的传说,无论根据上帝的启示,无论根据不容抗拒的良心的感召,我们基督教徒全都知道,毫无疑问地知道,杀人,正如《福音书》所说,乃是人的罪恶中最可怕的罪恶之一,并且不以杀戮的对象为转移,即不能说杀这一部分人是罪恶,杀另一部分人则不是罪恶。大家知道,既然杀人是罪恶,那么不管杀的是谁,杀人总是罪恶,正如通奸、偷盗和其他任何罪恶总是罪恶一样。与此同时,人们从小就看到,那些被他们习惯地尊为上帝委派的宗教领袖的人不仅承认,而且称颂杀人,看到他们的世俗领袖心安理得地倡导杀人,个个佩带引以为荣的杀人武器,并且要求大家为了维护世俗律法,甚至为了遵守上帝的诫命而参与杀人。人们看到这里存在某种矛盾,却又无法解决,于是不由自主地以为产生这个矛盾的根源仅仅在于他们的无知。矛盾本身的尖锐和明显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这种信念。他们无法想象,他们的教育者,知书达理的哲人,能够这样自信地宣扬两个似乎互相对立的原理:必须遵守基督教义和必须杀人。简单纯真的儿童和青年无法想象,那些他们推崇备至,认为高不可攀的圣贤或者学者,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竟会这样昧着良心欺骗他们。然而,事实上正是这样做了,并且还在继续不断地做着。做法之一,是用实例和直言不讳的训导,从小到老地向那些没有时间研究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劳动人民不断灌输一种思想,即鞭笞和杀人与基督教义并行不悖,为了一定的国家目的不仅允许,并且应该使用鞭笞和杀人手段。做法之二,是向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即按照规定服役或者被招募入伍的士兵灌输,亲手进行鞭笞和杀戮正是他们的神圣职责,甚至还是值得称赞和褒奖的英勇行为。

一种普遍存在因而影响到所有人的欺骗,在于目前儿童必读的教义问答或者代替教义问答的书本都说,暴力,亦即鞭笞、监禁和死刑,正如旨在维护现存国家体制(无论这是专制政体、君主政体、议会、执政府[1]、这个或者那个拿破仑或者布朗热[2]的帝国、君主立宪、公社或者共和国)的安内或者攘外战争中的杀戮一样,都是完全正当的,既不违反伦理道德,也不违反基督教义。

所有的教义问答或者学校使用的书本里面都是这样说的。于是人们信以为真,终生坚持这种信念,从未有过怀疑。

这是一种欺骗,一种影响到所有人的带普遍性的欺骗。此外,还有一种局部性的欺骗,一种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影响到被选来实施为维护现存制度所必需的鞭笞和屠杀的士兵或者警察的欺骗。

一切军人条例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文字表达了俄国军人条例用下面的文字表达的内容:准确无误地绝对执行上级命令,即准确无误地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不得议论命令的好坏,以及是否可能执行。命令造成的后果将由下达这一命令的上级承担责任(第87条)。下级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方能拒绝执行上级命令,即他清楚地看到,假如执行上级命令,他……——人们不由得想道,下文将是:他清楚地看到,假如执行上级命令,他将违反上帝的诫命。可惜,下文却是:假如他清楚地看到,他将违反效忠皇上的誓言(第88条)。

这就是说,当兵的人可以并且应该一无例外地执行上级的一切命令,虽然这些命令大多要求士兵杀人,即违反上帝的全部诫命和做人的全部道理,唯独不能违反他们对此时偶然握有权力者的忠诚和义务。

这是俄国军人条例中说的话,一切军人条例,尽管行文不同,都有相似的内容,绝无二致,因为军队和国家的全部威力实质上正是建立在叫人们不必服从上帝或者自己的良心,而必须服从偶然的上司这一谎言的基础上的。

由此产生了下层人民的一种奇怪的信念,即危害他们的现存秩序正是理应存在的秩序,因此他们理应以鞭笞和屠杀来维持这种秩序。

产生这种信念的根源在于上层阶级有意欺骗他们。

事情不能不是这样。为使地位低下,人数众多的阶级以违心的举动压迫和折磨自己,必须欺骗这些地位低下、人数众多的阶级。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做了。

最近,我又看到一场公开进行的这种无耻欺骗,并为这种欺骗得以一无阻挡、明目张胆地进行感到惊讶。

十一月初,我乘车经过图拉街头,重又看到市政府大楼门前围着我所熟悉的密集的人群,从中传出醉汉的声音和他们的母亲和妻子的哀号。那里正在征兵。

像通常一样,我无法自顾行路,不理这一场面。它以莫名的魔力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又走进人群,站在那里观察,询问,并对这种骇人听闻的罪行能在大城市中光天化日之下一无阻挡地进行感到惊讶。

按照历年常规,在拥有一亿人口的俄国的所有村庄,村长必须在十一月一日以前根据名单征集应征青年(常常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内),并把他们送进城里。

一路上,新兵们纵酒无度。带队的并不干涉,知道假如他们不把自己灌醉,要做他们去做的那种疯狂的事情——仅仅为了充当别人的毫无意义的屠杀工具而撇下妻子和母亲,抛下一切他们视为神圣的东西——那是太痛苦了。

于是他们一面赶路,一面狂饮,又是对骂,又是唱歌,甚至打架,打到头破血流为止。入夜,他们投宿客栈。次日凌晨又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到市政府大楼门前集合。

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穿着簇新的短皮袄,围着毛线围脖,睁着醉醺醺的泪眼,或者狂呼乱叫,借以给自己壮胆,或者一言不发,垂头丧气地聚集在门旁等候召唤,队伍两边站着泪痕满面的母亲和妻子(我恰好碰上接收新兵,即应征人员进行体检的日子)。另一部分人则挤满了大楼的前厅。

办公室里正在紧张地工作。门开了,门卫喊着彼得·西多罗夫的名字。彼得·西多罗夫哆哆嗦嗦地画着十字,走进一个装有玻璃门的小间。这是应征人员脱衣服的地方。刚被录取而从办公室出来的赤身裸体的新兵,彼得·西多罗夫的同伴,冻得下颏打战,急急忙忙地在穿衣服。彼得·西多罗夫已经听见,并从同伴脸上看出,后者已被录取。彼得·西多罗夫想问一声,却被人催促着,要他快些脱去衣服。他扒下短皮袄,蹭掉靴子,脱下背心和套衫,露出隆起的肋骨,赤身裸体,不时打战,散发出烟酒和汗水的气味。他光着脚踏进了办公室,不知道自己那双裸露的青筋暴突的手该放在哪里。

办公室里正对着门挂着身着制服、斜披缎带的皇上的大幅画像,外配泥金框架,而在一个角落里挂着只穿一件内衣、头戴棘冠的基督殉难小像。房间中央有张铺着绿呢的桌子,上面摆着公文表格和一具饰有双头鹰的三角形物品,所谓守法镜。桌子周围坐着自信的泰然的官员,有的抽烟,有的翻阅公文表格。西多罗夫刚一进门,门卫便走到他面前,把他领到标尺那里,推推他的下巴,敲敲他的腿让他站直。接着过来一个叼着香烟的人。这是医生。此人不看新兵的脸,而是看着旁边什么地方,厌恶地碰碰新兵的身体,给他量身长,摸脉搏,吩咐门卫掰开新兵的嘴巴,继而吩咐他呼吸,说几句话听听。有人作记录。最后,没有正眼看过新兵一次的医生宣布:“合格!带下一个!”说完带着疲倦的神色回到桌旁坐下。几个士兵重又推推搡搡地催促小伙子。他赶紧马马虎虎套上衬衫,好久没能把手伸进袖子里去,马马虎虎系住裤子,裹好绑腿,穿上靴子,找到围脖、帽子,抱起短皮袄,就这样被人带进一个厅堂,拦到一条长凳后面。待在长凳后面的都是刚被录取的新兵。一个像他一样,不过是来自边远省份的农村小伙子,已经受过训练的士兵,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看守着他。假如他想逃跑,那士兵便将结果他的性命。

与此同时,被警察推推搡搡拦在外面的应征者的父亲、母亲、妻子围在门口,打听谁已录取,谁没录取。一个被淘汰的人走出大楼,他说彼得鲁哈录取了,当即响起彼得鲁哈的老婆的一声惨叫。对她来说,“录取了”意味着四年乃至五年的离别,意味着士兵家属外出帮佣,被人玩弄的生活。

街上来了一个坐车的人,长发垂肩,穿着一身样式特殊、与众不同的服装。他起身下车,朝市政府大楼走去。警察推开人群,为他辟出一条通道。“神父主持宣誓仪式来了。”这位被人相信是基督的特别仆人,而自己往往看不到自己同样受骗的神父,走进待着新兵的房间,穿上锦缎法衣,理出盖住的长发,打开那本明文规定禁止宣誓的《福音书》,拿起十字架——基督因为不做这位貌似他的信徒的人吩咐要做的事情而被钉在这十字架上,再把两者放上读经台,随即明目张胆而又习以为常地开始念诵谎言,而这些不幸、无靠、任人愚弄的青年便在他的带领之下,一字一句地加以重复。他念,他们重复:我以万能的上帝的名义,在他神圣的《福音书》前宣誓……要保护,即杀害命令我杀害的一切生灵,执行上级下达的一切任务,尽管我对上级一无所知,而上级需要我只是为了行凶作恶,以便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压迫我们的弟兄,如此等等。……刚被录取的新兵全都不知所云地重复这样的疯话。随后,这个叫做“神父”的人坐车离去,自以为问心无愧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所有受骗的青年则认为,刚才他们念诵的那些荒谬的、他们不理解的字句现在,在他们服役的整个期间,解除了他们做人的责任而赋予他们新的、更具强制性的当兵的责任。

这是在大庭广众间公开进行的一场骗局,然而谁也没有站出来对行骗的人和受骗的人大喝一声:大家好好想一想,各自回家去吧!要知道,这是最卑鄙最阴险的谎话,不仅毁灭你们的肉体,而且毁灭你们的灵魂。

谁也没有这样做,相反,当录取完毕,该放新兵回家的时候,似乎为了嘲笑他们,一位军官拿出自信而又威严的架势走进关着受蒙骗的醉醺醺的青年的房间,按照军队的礼仪,雄赳赳地朝着他们喊道:“士兵们好!祝贺你们开始效忠皇上。”这些可怜的青年(已经有人教过他们了),便用他们尚未习惯的语言,半醒半醉地作了模糊的回答,似乎是说,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妻子全都围在门口等候。泪痕满面的妇女怔怔地望着那扇大门。门开了,录取的新兵,有彼得鲁哈,有瓦纽哈,有马卡尔,摇摇晃晃,躲躲闪闪地走了出来,尽量不朝自己的亲人转过脸去,不想看见他们。顿时,响起了那些母亲和妻子的哀号声。新兵们有的和亲人抱头痛哭,有的强颜欢笑,有的好言劝慰。他们的母亲和妻子知道,从现在起,将有三年、四年,甚至五年的时间无人赡养,高一声低一声地泣诉着。然而做父亲的很少插嘴,只是惋惜地咂着舌头叹气,心里明白,再想看见他们养大和教会的帮手是不可能了,往后回到他们身边的绝大部分已经不是原先那些驯顺勤劳的庄稼汉,而是腐化堕落、讲究衣着、不愿再过简朴生活的兵油子。

不一会儿,人们各自坐上雪橇,沿着往下伸延的街道向客栈和饭馆驶去。歌声、哭声、醉汉的喊声、母亲和妻子的泣诉声、手风琴的演奏声和接连不断的叫骂声混在一起,变得越发响亮。人们全都到酒吧饭馆——它们必须把税金交给政府——借酒浇愁,竭力扑灭自己被人非法愚弄的朦胧意识。

此后的两三个星期他们在家闲住,成天逍遥,亦即酗酒。

期限一到,他们便得集中,像牲口似的被人赶往某处,开始接受士兵的各种训练。训练他们的是和他们一样,不过早一些——两三年前吧——受骗和变野的青年。训练手段不外欺骗、愚弄、打骂和放任士兵酗酒。这样,不出一年,纯真、聪明、善良的小伙子便都成了如同他们的教官一样野蛮的生物。

“哎,如果囚犯是你父亲,他想逃跑,那你怎么办?”我问一个年轻士兵。

“我一刺刀把他捅了,”他操着令人莫名的士兵特有的腔调回答。“要是跑远了,应该开枪。”他又说,显然很自豪,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父亲逃跑的时候该怎样行动。

当他,一个心地善良的青年,落到这种野兽不如的地步,他便成了那些把他当做暴力工具的人所需要的士兵。他已经合格:人性丧失殆尽,而新的暴力工具却已铸成。

所有这一切每年秋天都在俄国各地重复进行,甚至是在大城市中,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这种欺骗是那么巧妙,那么阴险,纵然人们全都一目了然,在内心深处明白它有多可恶,后果有多可怕,也无法不受其害。

3

当你一朝觉悟,发现这种可怕的骗人把戏,那你肯定会感到惊讶:基督教的布道人,道德的鼓吹者,青年的导师,善良明智的家长——这些每个社会都有的人,怎么能在社会上宣扬这种荒谬绝伦,然而却为一切教会和政府公开承认的道德学说,即鞭笞和杀人是社会生活的必要前提,任何社会都得有人担负杀戮自己弟兄的特殊责任,并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担负这种责任?

据说为了维持共同的,故而也是我们的福利,必须杀人,因此叫一些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这种人——根据统治者的意志去担负鞭笞和杀戮自己亲人的责任,并且行凶作恶是完全合法的。既然存在这种学说,那还怎么教育儿童和青年,怎么教育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世人?至于进行合乎基督教精神的教育,更是不必说了。假如可以并且应该根据统治者的意志鞭笞和杀人,行凶作恶,那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道德学说,有的只是强权政治。情况确实如此。归根结蒂,正是这种在某些人看来已为生存竞争的理论证明的学说统治着我们的社会。

的确,不管为了何种目的,既然容许杀人,那还有什么道德学说可言?正如容许二等于三便没有什么数学可言一样。

容许二等于三虽然可以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数学,但是绝不会有真正的数学。同样,容许以死刑、战争、自卫为形式的杀戮只可能有某种似是而非的道德,但是绝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道德。承认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任何道德的首要和唯一的基础。

基督教废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的学说[3]正是因为这种学说只是不道德行为的辩护词,只是貌似公正而已,没有丝毫意义。生命是一种没有重量,没有长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衡等的存在,因此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去毁灭另一个人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此外,任何社会法规都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毁灭一部分人的生命怎么能够改善人类的生活呢?杀戮不是改善生活的举动,而是自杀的举动。

为了维持公正而去毁灭别人的生命,好比一个人丢了一条胳膊,要设法补救,为了公正起见,砍掉了自己的另一条胳膊。

且不说欺骗人们,让他们把最可怕的犯罪行径视为自己的责任是一种罪孽;且不说假借基督的名义和威望使基督本人最反对的事情合法化,如宣誓的做法,也是一种罪孽;且不说诱惑这些青年犯罪,不仅毁灭他们的肉体,而且毁灭他们的灵魂,更是一种罪孽;撇开所有这些不说,人们怎么可以为了自身的安全,容许在他们中间,即在珍惜自己的生活方式、珍惜自己的进步的人们中间,形成由军队支撑组成的任何一个政府所体现的那种可怕、荒谬、残酷,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即使最残酷,最可怕的盗匪集团也没有这种国家组织可怕。任何一个匪首都不能为所欲为,因为他手下的喽啰毕竟保持着若干做人的自由,可以不去做违背他们良心的事情。然而,对于组织严密的政府中的官员来说,有了达到目前那种纪律程度的军队,他们面前就不存在任何障碍。没有什么骇人听闻的罪行能使这些政府官员和按照偶然成为首脑人物(布朗热、普加乔夫、拿破仑)的意志行事的军队望而却步。

当你不仅看到征兵、军事训练和演习,而且看到挎着装有子弹的手枪执勤的警察、握着上好刺刀的步枪站岗的哨兵的时候,当你整天听到(像我住在织工区时那样)子弹的呼啸和命中靶子的啪啪声的时候,当你在一个禁止任何越轨和暴力行为、不许买卖火药和药品、不许骑马疾驰、不许没有毕业证书的人私自行医等等的城市里看到成千上万个纪律森严、接受杀人训练、仅仅听命于一人的士兵的时候,你往往会问自己:那些珍惜自身安全的人怎么能够泰然地容许和忍受这种事情?须知,即便撇开它的危害和荒谬不谈,也没有什么比这种事情更加危险的了。况且,百姓又将怎么看呢?且不说基督教徒、牧师、一切主张友爱和鼓吹道德的人们,即便那些仅仅珍惜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利益的百姓,他们怎么看呢?须知,这个组织,不管由谁掌握,总是按照一个方式行事:今天执政的,譬如说,是个叫人还可以忍受的统治者,但是明天政权可能易手,而被比隆[4]、伊丽莎白[5]、叶卡捷琳娜[6]、普加乔夫、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所攫取。再说,那个大权在握的人,今天也许还可以,明天说不定成了野兽一样的暴君,或者在他身后继位的是个疯子或者近乎疯子的家伙,诸如巴伐利亚国王[7]或者保罗[8],那将如何?

岂止最高统治者,遍布各地的土皇帝,诸如形形色色的巴拉诺夫、市警察局长,甚至区警察局长、连长、警察等,都会坏事干绝,直到被撤换为止。历来如此。

你不禁会问自己:为什么人们容忍这种事情,尽管不是为了崇高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容忍这种事情(一部分人,即大多数人,只有受骗和服从的份儿,不能不容忍一切),容忍这种事情的只是在这种制度下占据有利的社会地位的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政府或者军队的首脑是个疯子或者残暴的人也比这种组织被毁掉造成的损失小些。

不管由谁掌权,布朗热还是共和国,普加乔夫还是叶卡捷琳娜,法官、警察、省长、军官都能维持自己的地位。然而一旦保障这种有利地位的现有制度土崩瓦解,他们大概便将失掉自己的地位。因此这些人并不害怕谁将成为暴力组织的首脑,他们可以服从任何人的命令,但是害怕这种组织被毁掉,因此一向,甚至往往是下意识地支持这种组织。

你常常感到惊讶,为什么在俄国、英国、德国、奥国,甚至法国,那些自由自在的人,所谓社会中坚,竟毫不勉强地到军队里去服役,寻求成为杀人凶手的机会?为什么道德高尚的父母会把自己孩子送进学习军事技术的学校?为什么做母亲的会把高筒军帽、步枪、马刀当做心爱的玩具买给孩子(农民的孩子从来不玩打仗的游戏)?为什么与军事毫无关系的善良的男人,甚至女人,提起斯科别列夫[9]和其他军人的各种业绩,便喜形于色,赞不绝口?为什么人们,譬如俄国的贵族长,既非出于无奈,又非为了薪金,却心甘情愿地坐上几个月,从事辛苦而又烦恼的工作——征兵?为什么凡是帝王都身着华丽的戎装,进行演习、检阅,给军人颁发奖章,为将领和征战有功的统帅树碑立传?为什么自由富足的人们认为,在戴王冠的人身旁充当侍从是一种荣誉,他们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佯装他们确信那些人至圣至明?为什么早就不信也无法相信中世纪教会那套胡言乱语的人们,认真而又始终不渝地装成信徒,支持惑众和渎神的宗教机构?为什么不仅政府,并且还有上流社会中那些没有官职的人们,如此热衷于禁锢人民无知的头脑?为什么他们如此狂热地攻击冲破宗教迷信的任何努力和真正的人民教育事业?为什么那些歌功颂德而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历史学家、小说家、诗人,要把早已作古的帝王和将领描绘成英雄豪杰?为什么自称学者的人们整整一生都在创立这样的理论:政权对于人民使用的暴力不是暴力,而是一种特殊的权力?

你常常会感到惊讶,为什么上流社会的妇女或者画家,这些似乎对社会问题、军事问题毫无兴趣的人,也要责难工人罢工,宣扬战争,并且总是那样明确地攻击一方,维护另一方?

你会感到惊讶,直到明白这仅仅是因为一切统治阶级对于什么是支持而什么是破坏那个使他们能够享有目前享有的特权的组织总有一种本能的感觉为止。

上流社会的贵妇并没有这样的见识,因为假如没有资本家,没有保护他们的军队,那么她的丈夫也就不会有钱,而她也就不会有华丽的客厅和服饰。画家同样没有这样的见识,因为他需要受到军队保护的资本家,这样才会有人买他的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代替了见识的本能准确无误地左右着他们。同样的,本能左右着一切(只有少数例外),支持对于自身有利的政治、宗教和经济机构的人们。

难道上层人物能够维持这种秩序仅仅是因为这种秩序对于他们有利?他们不会不看到,这种秩序本身并不合理,与人们的认识水平,甚至社会舆论都不相符,因而充满危机。统治阶级中间那些正直、善良、睿智的人们,不会不为这些内在的矛盾而苦恼,不会不看到这种秩序给他们带来的危机。进一步说,难道处在社会下层的人,那些数以百万计的人,能够心安理得地做他们被迫去做的一切明显的坏事——鞭笞和杀人,仅仅是因为害怕受罚?事实上,假如不是国家制度的特点遮掩了他们那些暴行的反常和荒谬,那么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会不看到自己的行为是何等荒谬,这类暴行也就没有发生的可能。

这种荒谬之所以被遮掩着,原因是每次暴行都有许多教唆者、共谋者和纵容者参与,以至没有一个参与其事的人感到自己对此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杀人凶手迫使所有目睹杀人的人打击已被杀死的牺牲品,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分担责任。这种业已形成固定程序的做法被国家制度确定下来,成为进行一切犯罪活动的做法——若不经常进行这类犯罪活动,国家制度也就不成其为国家制度了。统治国家的人总是力图使尽可能多的百姓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参与他们进行的,对于他们来说是非进行不可的一切犯罪活动。

近来采取的吸收百姓以陪审员身份参加审讯、以士兵身份参加军队、以选民和代表身份参加地方政府和立法会议的做法,格外明显地反映了这种企图。

正如树条编织的箩筐,无法找到藏匿在其中的枝条头尾一样,通过国家进行的犯罪活动的责任也不外露,以至人们做着天大的坏事也不知道自己应负什么责任。

古代,凡有行凶作恶的事情发生,总是谴责暴君。然而当代,即便犯下连尼禄[10]在位期间也不可思议的罪行,都是无人可以谴责。

一个告状,另一个判决,第三个批准,笫四个建议,第五个报告,第六个签字,第七个执行。于是枪毙,绞杀,打死妇女、老人和无辜百姓,不久以前在我们俄国发生的尤佐夫工厂事件便是一例。类似的事件同样发生在欧洲和美洲的所有地方,为了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破坏现有秩序的捣乱分子而枪毙,绞杀,打死成百成千的百姓;或者于战时使几百万人丧生,或者于平时以单独监禁、使士兵过放荡的生活等办法毁灭人们的灵魂。然而,谁也没有过错。

在社会阶梯的下层,带着步枪、手枪和马刀鞭笞和屠杀百姓,并且借助这类鞭笞和屠杀强迫百姓入伍的士兵毫不怀疑,对此负有责任的不是他们,而是对他们下达这些命令的长官。

在社会阶梯的上层,君王、总统、部长、议院下令鞭笞、杀人、征兵的时候毫不怀疑,他们受命于天,或者他们统治的那个社会要求他们下达这些命令,因而他们不会有过错。

处于两者之间的下令鞭笞、杀人和征兵的人毫不怀疑,他们同样没有责任:一则那是上级命令,二则那是下层士兵要求他们下命令。

处在国家制度两个极端的下令权和执行权衔接起来,犹如锁链两端合拢,形成圆圈,互为条件,互相支持并且支持着所有的中间环节。

倘若失去自会有人承担事件的全部责任的信念,那就没有一个士兵会动手鞭笞或者杀人。倘若失去这是全体人民一致要求的信念,那就没有一个君王、总统,没有一个会议会下达鞭笞和杀人的命令。倘若失去地位比他高的人自会替他承担执行命令的责任而地位比他低的人为了自身利益要求执行命令的信念,那就没有一个处于首脑和士兵之间那些级阶上的人会去实施他所实施的暴行。

国家制度具有这样一种特性,一个人无论处于社会阶梯的哪一级阶,他那身不由己的程度全都一样,即他在社会阶梯上地位越高,他受下面要求下令的影响也就越大,而受上面命令的影响也就越小,反之亦然。

因此,在我面前发生的这一事件中,参与者的地位越高,他受下面要求下令的影响也就越大,而受上面命令的影响也就越小,反之亦然。

但是,除了被国家制度联在一起的人们全都相互推卸罪责以外(入伍的农民推诿于当军官的贵族或者商人,军官推诿于任省长的贵族,省长推诿于任部长的官员或者贵族的儿子,部长推诿于立为皇帝的皇族成员,而皇帝又推诿于这些官员、贵族、商人和农民),除了人们用这种方法摆脱自己对于所犯罪行负有责任的感觉以外,他们之所以丧失认识自己罪责的良心,又是因为在参与形成国家制度的过程中,他们长期坚持不懈地企图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不是一样的人,而是相互之间有所区别的人,正如“此星不同那星”,以至大家当真相信了这一点。这样,他们使一部分人相信,他们并非芸芸众生,而是得天独厚的人上人,理应受到特殊的推崇,而对另一部分人,则千方百计地灌输:他们是人下人,因而理应驯顺地服从人上人下达的命令。

正是这种不平等,这种抬高一部分人压低另一部分人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于现有生活秩序的悖谬、残酷和罪恶,对于一部分人行骗而另一部分人受骗的现象能够视而不见的局面。

一部分人,即那些受到某种灌输,以为自己至尊至贵的人,完全陶醉于这种虚幻的尊贵,以至再也看不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应负的责任。另一部分人,即受到相反的灌输而以为自己是微不足道的***民,理应唯人上人之命是从的人,由于经常处于这种屈辱的状态,落到了陶醉于自己的奴颜的奇怪地步,并且因为陶醉于自己的奴颜而同样看不到自己的行为的可恶,也意识不到自己应负的责任。至于中间那部分人,他们既听命于人上人,又认为自己也是人上人,陶醉于自己的权力和陶醉于自己的奴颜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同样意识不到自己应负的责任。

看看由下属陪同,为自己的尊贵所陶醉的首脑人物进行检阅的场面吧!人们全都跨着披戴华丽的骏马,身着特殊的制服,胸前佩有各种勋章和奖章,首脑人物在庄严和谐的号角声中从献媚地凝神屏息、向他举枪致敬的士兵队列前缓缓驶过。只要看看这个场面便可明白,此时此刻,处于这种高度自我陶醉的状态中,无论首脑,无论士兵,无论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级军官,都会采取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他们绝对不会采取的行动。

然而,人们在诸如检阅、出征、宗教仪式、加冕典礼之类的场合感受到的陶醉都只是暂时的亢奋的状态。此外还有种种长期持续的陶醉状态,那是无论拥有何种权力的人,从皇上到站街的警察,以及唯当局之命是从、陶醉于自己的奴颜、然而同过去和现在所有的奴才一样为了替自己辩解总是极力吹嘘上司的显赫和美德的人,全都一样地感受到的。

正是这种人有贵***之分的欺骗和由此产生的陶醉于权力和奴颜的状态,常常使得被国家制度联在一起的人们在从事违心活动的时候并不感到良心的谴责。

由于这种陶醉状态(无论是陶醉于权力,还是陶醉于奴颜)的影响,人们在自己和别人心目中便不再是实际上的本人,而是假想的特殊的人物:贵族、商人、省长、法官、军官、沙皇、部长、士兵,他们首先应该履行的已经不是普通人的责任,而是高于这种责任的贵族、商人、省长、法官、军官、沙皇、部长和士兵的责任。

为了那片树林起诉的地主采取了他所采取的行动,仅仅因为他在自己心目中不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与他周围住着的农民对于生活拥有同等权利的人,而是一个大财主,一个贵族阶层的成员。他陶醉于自己的权力,所以觉得农民的要求是对他的冒犯。仅仅因为这个缘故,他便不顾起诉可能产生的后果,递了状子,要求恢复他的所谓权利。

把树林错判给地主的法官,采取了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他们在自己心目中不是与旁人一样的普通人,因此事事只服从他们认定的真理。由于陶醉于自己的权力,他们自以为是明察秋毫的清官,绝对没有错判的可能。同时,由于陶醉于自己的奴颜,他们以为自己有责任执行写在本本上的所谓法律条文。推而广之,其他所有参与这类事件的人,从批准部长报告的皇上到征集新兵的贵族长,到欺骗他们的神父,到现在准备向自己的弟兄开枪的士兵,也都因为陶醉于权力或者奴颜,在人们和他们自己心目中不再是实际上的本人,而是假想的人物。他们全都采取了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并且准备继续采取类似的行动,只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和别人心目中不是实际上的本人,不是在参与或不参与受到他们的良心谴责的坏事这个问题面前进行抉择的人,而是各种假想的人物:有的是受命造福亿万黎民的涂油登基的君王[11],是特殊人物;有的是贵族代表;有的是献身上帝,因而得到上帝特殊恩惠的神父;有的则是必须遵守誓言、绝对服从一切命令的士兵。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只有陶醉于他们的假想地位所产生的权力和奴颜,才会采取他们所采取的行动。

假如人们并不坚信沙皇、部长、省长、法官、贵族、地主、贵族长、军官、士兵这些称号是一种实际存在而又十分重要的东西,那么谁也不会毫无恐惧和厌恶地参与他们现在从事的暴行。

这些几百年前确立、世世代代都为人们承认、现在仍然为人们一致承认的以特殊称号和特殊服装为标志而又为五花八门的礼仪所肯定的假想地位,已在人们头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他们忘了人所共需的普通生活条件,只从这种假想立场出发看待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只以这种假想立场为准去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行为。

于是,一个心理完全健康并且已经上了年纪的老人,仅仅因为系着一块什么牌牌,或者穿着一套小丑的服装,或者屁股上挂着一串钥匙,或者披着只合盛装少女披戴的天蓝色缎带,便忘乎所以,自认是位将军、皇宫高级侍从、荣获安德烈勋章的英雄或者诸如此类的荒唐角色,顷刻之间变得自信,傲慢,甚至幸福。或者相反,因为失去或者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牌牌和称号而心情抑郁,甚至病倒。或者,更加使人惊讶的是,一个在其他方面心理完全健康的、自由自在,甚至生活优裕的青年,仅仅因为他自称并且别人也称他为刑事侦探或者地方长官,便把不幸的寡妇从她幼小的孩子身边抓走,拘留或者监禁她,使她的孩子失去母亲(事情的起因只是这个不幸的寡妇出售私酒,使国库损失了二十五卢布的收入),而且他丝毫也不后悔。或者,更使人震惊的是,一个在其他方面理智、温顺的好人,仅仅因为戴着牌牌或者穿着军装,并被告知他是警卫或者海关巡捕,便开枪伤人。他也好,周围的人也好,不仅认为他开枪无罪,而且认为他不开枪反倒有罪。至于法官和陪审员,仅仅因为别人使他们相信,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陪审员、法官、将军、士兵,就判人死刑,杀人如麻,心如铁石,那更不必说了。

人们在国家生活中的这种反常和奇怪的状态,一般可以用这样的文字表达:“作为一个人,我可怜他。但是作为警卫,作为法官,作为将军,作为省长,作为沙皇,作为士兵,我应该杀他或者打他。”似乎存在什么神授或者人为的地位,可以解除人的地位赋予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譬如眼下人们乘车前去屠杀和鞭笞饥饿的灾民。他们虽然承认,在这场农民和地主的争执中农民有理(当官的都对我这么说),知道农民多灾多难,一贫如洗,食不果腹,而地主家境富裕,并不使人同情,可是为了使地主得到三千卢布,依然前去屠杀农民,原因仅仅在于此时此刻他们认为自己不是普通人,而是省长、官员、宪兵将军、军官或者士兵,认为自己必须听从的不是人的良心的永恒感召,而是军官或者士兵地位的偶然和一时的要求。

不管这话多么离奇,这类咄咄怪事只有一种解释,即这些人处于催眠状态。据说,命令被施以催眠术的人进入何种假想角色,他们便会像他们扮演的假想角色那样开始活动。譬如,对一个被施以催眠术的人说,他是跛子,他便开始一跛一跛地走路;说他是瞎子,他便看不见东西;说他是野兽,他便张口咬人。处于这种状态的并非只有乘坐这列专车的官兵。凡是优先履行社会和国家赋予他的责任而置人的责任于不顾的人,全都如此。

这种状态的实质在于,人们受制于灌输给他们的某种思想的影响,无法考虑自己的行动是否妥当,因而不假思索地做着一切根据灌输给他们的那种思想观念他们应该去做的,由榜样、建议或者暗示引导他们去做的事情。

被催眠术控制的人与受国家灌输的影响的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因为突然受到外部的影响而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接受了假想角色,所以这种法术在我们看来具有立即生效、使人惊讶的特点,而后者接受假想角色却是逐步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从孩提时代起便已开始,有时甚至除了长期熏陶,尚有世代相袭的传统观念一并在起作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此外,影响后者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周围所有的人。

“但是,”对此有人会说,“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里,大部分人,包括一切儿童,一切苦于怀孕、生育和哺乳的妇女,一切必须整日紧张劳作的劳动人民,一切天生的胆小鬼,以及一切受到尼古丁、酒精、鸦片和其他因素毒害而身心不大健康的人等等,因为没有可能进行独立思考,所以总是处于服从地位,不是服从智力水平比较高的人,便是服从家庭或者国家的传统,服从所谓社会舆论。这种服从并没有什么反常或者荒谬的地方。”

确实,这里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况且,不善于思考的人服从智力水平高的人的指引,这历来都是人们服从共同的理性原则因而得以组成社会并在其中生活的一种特性。一些人,即少数人,自觉地服从这些原则,因为它们符合自己的理智的要求。另一些人,即多数人,不自觉地服从这些原则,只是因为这些原则已经成了社会舆论才服从它们。不善于思考的人服从社会舆论的这种状况并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除非社会舆论开始分化。

但是常有这样的时候,少数人首先发现了更高阶段的真理,这一认识渐渐从一部分人扩展到另一部分人,在世人中间掌握了相当大的一个多数。于是,原先那种建立在比较低级的认识上的社会舆论开始动摇,新的社会舆论即将确立,但又尚未确立。这样的时候酷似乍暖还寒的春天,旧的社会舆论尚未瓦解,新的社会舆论尚未确立,但是人们已经开始根据新的认识评判自己和别人的行为,同时却又囿于惰性和传统的力量,在实际生活中继续服从那些只在过去代表认识的高级阶段,但是现在已和新的认识明显不相符合的原则。这样,人们一方面觉得必须服从新的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决心排除旧的社会舆论,因此处于一种动摇不定的反常状态。这列专车上的官兵,乃至当代的大多数人,在对基督教揭示的真理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正是处于这种状态。

处于这种状态的既有享有特权地位的人上人,也有绝对服从命令的人下人。

一部分人,即统治阶级,对于他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已经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为了保住这种地位,必须克制自身那种崇高的博爱本能,强迫自己相信,他们的特权地位必须存在。另一部分人,即地位低下的阶层,因为受到劳动的摧残和他人的愚弄,所以接受了上等阶级不断灌输的思想观念,长期处于唯命是从的状态。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的怪现象。九月九日我遇到的那些我熟悉的善良而又温顺的人们,心安理得地前去从事最野蛮、最荒谬、最卑劣的犯罪活动,在我看来,便是这类现象中令人震惊的一个典型。倘若他们的良心不是为某种东西所麻醉,他们之中谁也不会实施他们准备实施,并且几乎肯定将会实施的暴行的百分之一。

他们不是没有禁止他们去做他们准备去做的事情的良心,像四百年前,三百年前,二百年前,一百年前那些打人、杀人、架起火堆烧人的凶手不是没有良心一样。这些人都有良心,只是他们的良心已被麻醉罢了。有些人,即享有特权地位的发号施令的各级官员,是受精神病医生所谓的自我暗示的麻醉。有些人,即执行命令的士兵,则受上等阶级居心叵测地直接灌输给他们的思想观念,所谓外界因素的麻醉。

虽然这些人的良心处于麻醉状态,但是他们毕竟还有良心,况且,他们的良心正在摆脱自我暗示和上等阶级灌输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很快便将真正觉醒。

论处境,他们好似一个受催眠术麻醉的人得到指令要做一件他认为大逆不道的事情:杀死自己的母亲或者孩子。这人感到自己为强加给他的指令所胁迫,似乎没有办法收住自己的脚步。然而同时,他离开行动的时间和地点越近,他那受到压抑的良心的声音也就越响。于是,他开始频频驻步,挣扎,希望醒过来。无法预言他是否将会按照指令采取行动。换句话说,无法预言什么可能占据上风,是合乎理性的认识还是荒谬的指令。一切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

现在,这列专车上的官兵,以及当代一切利用国家暴力和行使国家暴力的人,全都经历着类似的斗争。

从前,凡是抱着杀伐和惩戒的目的兴师出征的人们,倘若没有完成他们前去完成的业绩,是决不踏上归途的。而在完成这样的业绩以后,他们丝毫没有悔恨和怀疑的痛苦。他们杀了人以后,心安理得地回家,见了孩子亲亲热热,嬉笑打趣,尽情享受天伦之乐。那时,使用杀伐暴力的人也好,地主也好,富翁也好,甚至想都没有想过他们享有的权益与这类暴行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现在,情况并非如此。人们已经知道,或者近乎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做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可以闭上眼睛,迫使良心沉默。然而,倘若不是闭着眼睛,也不是昧着良心,那么他们——亲手实施这些暴行的人也好,利用这些暴行得利的人也好——便不能不看到这些暴行的作用。人们明白他们行为的作用有时是在事后,有时是在事前。那些在下诺夫戈罗德、萨拉托夫、奥廖尔和尤佐夫工厂行凶作恶的人,明白他们的暴行的作用是在事情做过以后。现在无论是在社会舆论,还是在自己良心面前,他们全都感到羞愧。下令者和执行者一无例外。我曾几次和参与这类暴行的士兵谈话,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总是尽量避而不谈,即便谈起,也都带着茫然和诧异的神色。人们在行凶作恶之前幡然醒悟的事也是有的。我就知道有个司务长在一次行动中被两个农民狠狠打了一顿,他把事情经过写成报告递了上去,然而第二天,当他看到其他农民受刑的惨状以后,便请求连长撕毁报告,释放打他的那两个农民。我也知道有批接受枪决任务的士兵拒绝执行命令。我还知道许多官员拒绝担任鞭笞和屠杀百姓的指挥。可见,制造暴力和行使暴力的人,有时在执行下达给他们的命令之前早已醒悟,有时则是在即将执行命令的瞬间,有时在执行命令之后。

乘坐这列专车的官兵奉命前去鞭笞和屠杀自己的弟兄,然而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一定会实施他们准备去实施的暴行。无论每一个人对于他在这一暴行中应负的责任如何模糊不清,无论灌输给这些人的思想观念如何根深蒂固(即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省长、县警察局长、军官、士兵,有了这样一些身份他们便可违背做人的责任),他们越是接近行动地点,他们的疑惑——是否应该实施他们准备实施的暴行——也就越是强烈,这种疑惑在他们进入行动时刻的瞬间,将会达到顶点。

尽管周围的气氛具有麻醉作用,然而省长在最后下令屠杀或者鞭笞的那个瞬间,不会不作郑重考虑。他知道,奥廖尔省省长的暴行已经激起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愤怒,连他自己也受到了他那个圈子的舆论的影响,不止一次地责备了那位省长。他知道,理应随行的检察长干脆拒绝参与这一暴行,因为他认定这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丑行。他也知道,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政府内部可能发生变化,而昨天的功劳可能变作明天的罪状。他还知道,世上存在报纸,即便俄国报纸不登,外国报纸也会将这一暴行公之于众,使他遗臭万年。他已经感觉到出现了新的社会舆论,它否定旧的社会舆论的一切主张。此外,他对士兵在最后时刻是否听从他的命令亦无绝对把握。他犹豫不决。无法预料他将采取什么行动。

随行的全体文武官员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同感。他们在内心深处全都知道,计划中的暴行极不体面,参与这一暴行势必将在某些人面前降低和玷污自己的人格,而那些人的意见,他们是看得很重的。他们知道,在屠杀或者鞭笞手无寸铁的百姓以后,去向淑女或者贵妇献媚,将是何等难堪。此外,他们也和省长一样,对于士兵是否肯定听从他们的命令怀有疑虑。凡此种种,与眼下在车站和月台上踱来踱去的官员们那种镇定自若的神态简直毫无共同之处。在内心深处,他们不仅苦闷,而且踌躇。他们故作镇静甚至正是为了掩饰内心的彷徨。这种感觉随着他们渐渐接近行动地点而渐渐加强。

不管这是多么难以察觉,说来多么令人奇怪,所有这些看上去十分驯顺的青年,这些士兵,也处于类似的状态。

他们已经不是从前那样的舍弃正常的劳动生活、甘愿纵酒、抢劫和杀人的丘八,诸如罗马士兵,或者打过三十年仗的军人,或者哪怕不久以前的二十五岁的士兵。现在他们大多数是不久以前刚从农家抽来的壮丁,对他们原先所过的善良、正常和合理的生活记忆犹新。

这些人大多数是农家子弟,知道他们去干什么,知道地主总是欺压他们的弟兄——农民,因此这桩案子的情况也是如此。况且,大部分士兵已经识字读书。不是所有的书籍都赞扬军事行动,相反,有些书籍证明这种行动违背道德原则。他们中间常有思想自由的伙伴,即抱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士兵和青年军官,他们心里已经播下怀疑的种子,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绝对合法,是否英勇豪迈。确实,他们全都经过那种可怕、巧妙、几个世纪以来日臻完善、足以扼杀人的任何主观能动性的严格训练,养成了机械服从命令的习惯,只要听到“全排射击!……”“全排……放!……”以及诸如此类的口令,他们手中的步枪便会自动举起,完成习惯动作。须知,现在“放!”的含义不是打靶取乐,而是屠杀受苦受难的父老兄弟。看吧,他们正和妇女孩子一起站在街上,挥动双手喊着什么。看吧,他们有的胡子稀稀拉拉,穿着打补丁的长袍和草鞋,就像留在喀山省或者梁赞省老家的父亲;有的蓄着雪白的长须,弯腰曲背,拄着粗大的拐棍,就像子孙满堂的祖父;有的还是年轻小伙子,穿着长统靴和红衬衫,就像现在奉命向他开枪的那个士兵一年以前的模样。看吧,那个穿着草鞋和自织方格裙的妇女,外形就像他撇在家里的母亲……

难道得向他们开枪?

唯独上帝知道,在这最后时刻每个士兵将会怎样行动。只要有人指出这种事情是做不得的,况且主要的是,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不做。只要那么一说,暗示一下,便能立即制止他们。

乘坐这列专车的全体官兵,在着手实施他们准备实施的暴行的时候,他们的处境恰如一个受催眠术麻醉的人得到指令去劈开一段圆木,他已经走到那个被指为圆木的物体前面,已经举起斧子,但他突然发现,或者有人向他指出,这不是圆木,而是他那睡梦中的兄弟。他可能按照指令行事,但也可能在这以前醒悟。同样,这些官兵既有可能醒悟,也有可能不醒悟。假如他们不醒悟,便将发生奥廖尔省那种骇人听闻的暴行,而在其他人身上,那种促使他们行动的自我暗示和外界思想观念将会更加根深蒂固。假如他们醒悟,那么不仅不会发生那种暴行,并且许多得知事态变化的人将会摆脱他们已经接受的思想观念,或者至少是朝摆脱这种思想观念的目标前进一步。

假如乘坐这列专车的官兵全都醒悟过来,停止已经开始的行动,哪怕他们中间只有几个人醒悟过来,停止行动,并且直言不讳地向其他人说明这一行动的罪恶,那么这几个人的影响也许能使其他人从禁锢他们头脑的思想观念中觉悟过来,计划中的暴行就不至于发生。

不仅如此,即便能有几个未参与这一行动、只是目睹采取这一行动之前的准备工作或者对于原先已经发生的类似暴行有所了解的人,不是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而是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厌恶参与这类暴行的人,并向他们指出这类暴行的荒谬、残酷和罪恶,那么这也不会没有作用。

眼下的情况便是这样。只要有几个不受外界思想观念束缚的参与或者不参与这一行动的人,在开始准备这一行动的时候敢于对其他地方已经发生的类似暴行表示自己的愤慨,敢于对参与这些暴行的人表示厌恶和鄙视;只要在图拉省的这次事件中有几个人表示不愿参与这一行动,只要那位过路的太太和其他旅客在车站上当着这列专车上的官兵的面,敢于对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表示自己的愤慨,只要奉命拨出部队进行镇压的团长中间有一个人大胆陈词,反对军人担当刽子手的角色,那么在这些和其他一些对于深受外界思想观念束缚的官兵来说似乎并不重要的个人的影响之下,事件将会朝着另一种方向发展,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不再实施暴力,而是砍倒树木交给地主完事。

假如没有那么几个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做的是件伤天害理的坏事,假如人们不是根据这种认识相互施加影响,那么便会发生奥廖尔省已经发生的暴行。但是,假如这种认识比较强烈,因此施加这种影响的人数较之上述情况有所增加,那么十分可能,带队的省长甚至不会下达砍倒树木交给地主的命令。假如这种认识再强烈一些,施加这种影响的人数继续增加,那么十分可能,省长甚至不会乘车前往行动地点。假如这种认识更加强烈,施加这种影响的人数不断增加,那么十分可能,甚至连这项命令都不会得到部长的签署和皇上的批准。

由此可见,一切取决于每个人各自对于基督教揭示的真理的认识程度。

因此,加强自身和他人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认识,似乎应是当代一切宣称愿意造福人类的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

4

然而,十分奇怪,正是当代那些口口声声主张改善人们的生活并被认为是社会舆论的头面人物的人宣称,大可不必这样做,就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而言,另外一些手段更为有效。他们宣称,改善人们生活的途径不是加强每个人各自内心对于真理的认识、领悟和信仰,而是逐步改变总的外界生活条件,因此每个人不必单独致力于认识、领悟和信仰真理,而是应该顺着造福人类的方向,致力于改变总的外界生活条件。个别人信仰的真理,若与现有秩序不相符合,非但无益,并且有害,因为这将招致政府的压制,妨碍他们继续从事有益于服务社会的活动。按照这一学说,人类生活发生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与动物生活发生变化所遵循的规律完全一样。

因此按照这一学说,一切宗教的创始人,譬如摩西和其他先知[12]、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基督等等,传播自己的学说,而他们的门徒接受这些学说,不是因为他们热爱真理,领悟真理,信仰真理,而是因为产生和传播这些学说的民族借以生活的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适宜于这些学说的产生和传播。

因此按照这一学说,那些愿意服务社会,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志士仁人,不必首先致力于领悟真理和信仰真理,而是应该首先致力于改善外界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改变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途径之一是服务政府,并把自由和进步的思想带进政府;途径之二是发展工业,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传播科学文化。

按照这一学说,重要的不是在生活中信仰你所认识的真理,这样,迫于认识,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在生活中实行这一真理,或者至少不去做违背你所信仰的真理的事情,即不去为政府服务,不去强化它的权力,假如你认为这种权力有危害;不去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假如你认为这种制度荒谬;对于各种仪式不表敬意,假如你认为这些都是害人的迷信;不参与法庭审讯,假如你认为法庭是个骗人的机构;不当兵,不宣誓,总之,不撒谎,不低三下四,如此等等。相反,重要的是在不改变现有生活模式的前提下,违背自己的信念,屈从这一模式,而把自由主义思想带进现有机构: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和所谓科学的成果。按照这一理论,一个人可以既是地主,商人,工厂老板,领取政府薪金的法官、官员、士兵或者军官,同时又是奉行人道的人,甚至社会主义者、革命者。

原先只以宣扬人类堕落,宣扬赎罪,宣扬教会的学说作为宗教基础的伪善,在当代又从这一学说中获得了新的科学根据,于是便把所有按照自己觉悟程度已经无法依靠宗教伪善的人们摄进了自己的罗网。假如原先只有教会的宗教学说的信徒可以在履行自己信仰的表面要求的条件下,参与一切国家制造的恶行,享有这些恶行维护的特权而又自视清白,那么现在,所有不是教会的基督学说的信徒,有了同样切实可靠的世俗的科学根据也可以自视清白,甚至高尚,尽管他们全都参与国家的恶行,并且享有维护这些恶行的特权。

无论住在俄国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如法国,英国,德国,美国,一个富裕的地主,只要他向居住在他的土地上的农民提供耕种的权利,必然会从这些大多是食不果腹的农民身上榨取一切可以榨取的东西。此人的土地私有权得以存在,其基础便是每当受压迫的农民企图未经他的许可,使用在他看来属于自己所有的土地的时候,总有部队开来鞭笞和屠杀占用这些土地的农民。看来十分明显,这样生活的人都是残暴和自私的恶棍,无论如何不能自称基督徒或者自由主义者。看来十分明显,假如这种人希望哪怕稍稍接近基督教或者自由主义,那他首先应该停止利用受到政府以鞭笞和屠杀的手段支持着的土地私有权去掠夺和残害农民。这一点也许能够做到,倘若没有伪善学——所谓从宗教观点看,有无土地同拯救灵魂毫无关系,而从科学观点看,放弃土地是无益的个人努力,要增进人民福利不能采用这种途径,而应通过改变外部条件的方式逐步实现。然而现在,只要此人办过农业展览会,拉起戒酒协会,或者通过妻子和儿女给三个老妪送去了毛衣和面包,便能毫无愧色,并且毫不怀疑他将受到信赖,理直气壮地在家里,在饭馆酒肆,在各种委员会以及报章杂志上宣扬,对于他人,尤其是对于被他不断奴役的劳动农民,应当像《福音书》教诲的那样仁慈为怀,或者实行人道主义的博爱。那些与他地位相同的人们,对他深信不疑,推崇备至,并且郑重其事地和他一起讨论,究竟还有哪些措施可以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尽管掠夺后者正是他们的生活来源),设想种种办法,却又偏偏回避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唯一办法,即不再强占人民赖以生活的土地。

这种伪善的最令人震惊的例子便是俄国地主对于一年来进行的反饥饿斗争的关注。事实上,饥饿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并且他们立即趁机大发横财,按照最高时价出售粮食,甚至把土豆茎叶当做燃料以五卢布一俄亩的高价卖给饥寒交迫的农民。

或者一个商人,他做买卖同其他所有的商人做买卖一样,全靠诈骗,利用人们的无知和需要,压低价格购买他们的商品,然后又利用人们的无知、需要和所受的诱惑,抬高价格售出这些商品。似乎十分明显,一个终生干着连他自己都称之为诈骗勾当的人,倘若在其他场合如此行事,那他应对自己的作为感到羞耻,无论如何不能一面继续做他的商人,一面标榜自己是基督徒或者自由主义者。然而伪善学告诉他说,他可以一面继续干他那种损人利己的勾当,一面享有品行端正的名声,前提只是教徒必须信教,自由主义者必须促进外部条件的改变,即发展工业。于是,这个商人(他还常常干着许多直接欺骗顾客的勾当,以次充好,缺斤短两,或者贩卖诸如酒和鸦片之类极其有害于人民身心健康的物品)只要不在经商中直接欺骗自己那些同样干着诈骗勾当的朋友,即自己的商界同伙,那么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便会理直气壮地断言,他是诚实和善良的榜样。倘若他把自己骗来的钱财的千分之一用于随便哪个公益机构:医院、博物馆、学校,那么公众还会认为他是个造福人民的慈善家(尽管他的全部家产都是靠欺骗和腐化人民得来的不义之财)。倘若他把自己骗来的钱财的一部分捐献给教会和穷人,那他便是乐善好施的模范基督徒。

或者一个工厂老板,他的全部收入来自掠夺工人的工资,他的全部事业都以致一代一代人于死命的强迫性繁重劳动为基础。似乎十分明显,倘若此人还信仰某些为基督教或者自由主义所奉行的原则,那他首先应该停止为了获取利润而毁灭人们的生命。但按现有理论评判,他在发展工业,因此停止自己的事业不仅没有必要,甚至有害国计民生。只要这个残酷奴役着几千劳力的老板,为他厂内伤残的工人造些平房,房屋前面有个两俄尺[13]见方的院子,办个发放救济的金库、养老院、医院,他便坚信自己的义举已经加倍偿付了那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已经和正在被他毁灭的生命,心安理得地继续自己的事业,并为这一事业感到自豪。

或者一个官员,一个随便哪一级别的行政、宗教、军事人员,他担任公职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权力欲,或者——这种可能性最大——只是为了获取靠搜括劳苦大众得来的薪金(俸禄,不管由谁发放,全都来自劳动,即来自劳动人民)。倘若他不使用尚未习惯的手法直接偷盗公款——这类现象十分罕见——那么他自己和他周围的同僚便会认为他是廉洁奉公的天字第一号好人。

随便哪个法官、检察官或者行政官员都知道,根据他的判决或者决定,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囚徒被迫与蒙难的家庭分离,关在单人牢房中,或者在服苦役,精神失常,想用一片玻璃或者绝食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也知道,这些囚徒家里还有成千上万的母亲、妻子、儿女饱尝离别之苦,不得探监,受尽屈辱,徒劳无益地哀求宽恕或者哪怕减轻他们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的苦难。然而这个法官或者行政官员心如铁石,无动于衷。尽管如此,他本人也好,他的同僚也好,他们的妻子也好,家人也好,全都坚信他是心地善良而又富有同情心的正人君子。因为按照伪善学评判,他所从事的是有益于社会的活动。这样,此人在残害了成千上万个咒他骂他、由于他的工作而对善良和上帝丧失信心的人之后,光洁的脸上依然挂着和蔼的笑容,神采奕奕地去做礼拜,听人宣讲《福音书》,发表自由主义言论,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告诉他们为人的道德,并对假想的苦难大发慈悲。

这些人和所有依附于他们的妻子、儿女、家庭教师、厨师、演员、骑师等等,都是靠这批或者那批吸血鬼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从劳动人民身上吸吮的鲜血生活的,为此他们每人每天都要吞噬在死刑威胁之下被迫劳作、受尽折磨的工人的成千上万个劳动日。他们明明看到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儿女、妻子、老人、病人所受的苦难,明明知道谁想扰乱这种以制度固定下来的掠夺便将走上绞架,却非但不节制自己的奢侈,不掩盖自己的奢侈,反而在这些深受他们压迫,并且大多对他们恨之入骨的工人面前放肆地、似乎故意刺激他们似的炫耀只供自己享受的公园、宫殿、剧场、围猎和马赛,同时又一刻不停地希望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全都十分关心被他们一刻不停地践踏着的人民的福利,每逢星期天总要穿上豪华的服装,乘着豪华的马车,前往似乎故意为了嘲弄基督教而建造的堂院,洗耳恭听那些似乎故意为了天衣无缝地散布这类谎言才训练出来的穿法衣或者不穿法衣、系白色领带的人宣扬实际上他们所有的人一生都在否定的博爱。他们做着这一切,完全进入了自己的角色,以至当真相信,他们确实就是他们正在表演的角色。

这种普遍存在的伪善已经进入当代一切阶层的血肉,发展到了无论怎样表现也不再使任何人感到愤慨的地步。无怪伪善便是做戏,装假便能扮演任何角色。诸如主教给站在那里举着步枪对准自己弟兄的凶手逐一画十字,授意他们祈祷上帝保佑;各种基督教派的司祭、牧师都像刽子手那样必须参与死刑的执行,从而承认杀人和基督教并行不悖(在美国使用电力杀人的试验中就有牧师在场),这些现象已经不再使任何人感到惊讶。

不久以前,彼得堡办了一个国际监狱展览会,展览了各种刑具:镣铐、单独囚禁模型,即比皮鞭、树条更加恶毒的刑具,而富有同情心的先生们太太们却纷纷前去参观取乐。

自由主义科学在承认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同时,证明必须要有军队、死刑、海关、书报检查、娼妓条例、开除廉价工人的权力、禁止迁居国外的法令,还要有建立在迫害、掠夺和消灭一个个所谓野蛮民族的基础之上的正义的殖民统治等等,甚至这样的奇谈怪论也不使任何人感到惊讶。

人们常常议论,一旦大家全都信仰所谓基督教(即皈依相互对立的各种教派),一旦大家全都丰衣足食,能用电报、电话与世界各地取得联系,能坐气球相互来往,一旦工人全都掌握社会主义学说,一旦工会能够集中数以百万计的会员和卢布,而使大家都能受到教育,都能阅读报纸,懂得各门科学,那将出现怎样的局面?

即便如此,假如人们不以自己认识的真理统率自己的言行,上述所有进步又有什么好处?

须知,人类的灾难来自分化,而产生分化的原因在于人们不是按照真理(它只有一个),而是按照谎言(它种类繁多)行事。为使人们团结,只有一个办法,即在真理中求得团结。因此,人们越是诚心诚意地追求真理,他们也就越是接近团结的目标。

但是,假如人们非但避而不谈他们已经知道的真理,并且认为没有必要去谈它,装腔作势,故意把他们不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称做真理,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在真理中求得团结,或者哪怕接近团结的目标呢?

只要人们装腔作势,即自己对自己隐瞒真理,只要人们拒不承认唯有在真理中他们才能求得团结从而求得幸福,不把承认和信仰已为他们发现的真理置于其他一切之上,那么人们的生活状况决无改善的可能。

即便那些宗教界和科学界人士梦寐以求的改善外部条件的理想全部得以实现,即便世人全都皈依基督教,即便形形色色的贝拉米[14]和里歇[15]希冀的改革,经过种种补充和修正以后,全部顺利完成,倘若现有的伪善继续存在,倘若人们拒不信仰他们已经知道的真理,继续装作相信他们实际并不相信的一切,尊重他们实际并不尊重的一切,那么人们的生活状况不仅会依然如故,并且还将每况愈下。因为人们越富,电报、电话、书籍、报纸、杂志越多,传播自相矛盾的谎言和伪善的工具也就越多,人们也就越是分化,故而也就越是遭殃。这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证明。

即便这些外部变革全部得以实现,人类的生活条件也决无改善的可能。但是,倘若从现在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竭力信仰他所认识的真理,或者至少不再维护他所奉行的歪理,不把歪理冒充真理,那么就在今年,一八九三年,便会朝着人类解放,朝着真理主宰世界的方向,发生即便几百年后我们都不敢幻想的巨变。

无怪基督一生之中唯一动怒的一次,便是严词痛斥伪君子和伪善。使人变坏,变恶,变野,因而导致人类分化的并非偷盗,并非抢劫,并非杀戮,并非***,并非私造赝品,而是撒谎。正是那种别出心裁的伪善的谎言取消了人们意识中善与恶的界线,使得他们无法避免恶行而专事善行,使得他们丧失构成人生真谛的东西,因此也使人们在任何完善的道路上止步不前。

不知道什么是真理而作恶的人,因为他们的恶行引起别人对牺牲品的同情和对作恶者的反感,受害的只有这种恶行的对象。但是,人若知道真理而去作恶,并用伪善掩盖恶行,那么受害的既有作恶者本身,又有这种恶行的对象,还有千千万万被作恶者竭力用以掩盖其恶行的诺言所蛊惑的世人。

小偷、强盗、骗子和杀人凶手所干的既为他们自己,也为所有的人一致公认的恶行,是不应该做的事情的典型,只能引起人们对恶行的反感。但是,那些同样干着偷盗、抢劫、鞭笞和杀戮之类的恶行而又拉起宗教和自由主义科学的大旗掩盖自己的人们,譬如当代所有的地主、商人、工厂老板和一切政府官员,却在号召别人模仿他们的恶行,不仅毒害了他们的恶行的受害者,并且毒害了千千万万被他们取消了意识中善恶界线因而腐化堕落的世人。

经营为人民生活必需的商品或者使人民腐化的奢侈品,进行股票交易,廉价买进日后将为人民需要而升值的土地,开办残害人民身心健康的工厂,在国家机关或者军队供职,设置诱惑人们去寻欢作乐的场所——凡是因从事这类为统治集团允许并且赞赏,表面又蒙着一层行善色彩的活动而获得的财富,对人的毒害远远超过违反法律规定,受到刑事追究的百万千万桩偷盗、诈骗和抢劫案。

受过教育的富人并非在狂热状态中实施的任何一次绞刑,因有牧师的参与和赞同,并被作为一种必要乃至公正的措施加以炫耀,较之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人民在狂热状态中铸成的千千万万凶杀案件,更易使人变坏,变得像野兽一样凶残。茹科夫斯基[16]建议实施的那种绞刑,即根据茹科夫斯基的主张能使人们在执行判决之际感谢上帝恩惠的绞刑,乃是人类所能想象的危害最甚的恶行(参看《茹科夫斯基全集》第六卷)。

任何一场战争,哪怕是为期最短的战争,尽管总是伴随着耗费巨资,毁坏庄稼,奸淫掳掠,烧杀挞伐之类为战争所固有的罪恶,人们却千方百计为之辩护,宣称这是一场必须进行的正义战争,大事颂扬将士的功勋,颂扬他们对军旗、对祖国的爱,同时虚情假意地对伤员表示关怀,如此等等——这样,一场战争在一年之内对于人们的毒害,便是一百年间狂热的暴徒单独行凶作恶的总和——数以百万计的抢劫、纵火和凶杀案件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任何一个体面的所谓仁义道德之家,为了维持合乎礼仪的正派而又豪华的生活,必然需要花费足以养活住在这个家庭附近的几个贫民的劳动成果,这样的生活对于人们的毒害,远远超过那些纵情酒色,常以打碎镜子、餐具之类物件为乐事的粗野的商贾、军官和工人的几千次疯狂的饮宴。

任何一次隆重的仪式、祈祷、祭坛或者讲台上的宣讲(讲的是连讲话人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所产生的毒害,远远超过几千件赝品和冒牌食品之类的东西。

大家都说法利赛人[17]伪善。然而,当代人的伪善远远超过法利赛人那种相对来说尚属无辜的伪善。当初法利赛人还有表面的教规,只要履行教规,他们可以无视自己对于他人的责任,况且这些责任当初尚无明文规定。然而现在,首先没有什么教规可以免除人们对于他人——不管是谁——的责任(那些至今仍然认为只要接受圣礼,或者得到神父许可便能造孽的粗野的蠢人不计在内);相反,那本我们大家都以不同方式信仰的《福音书》直接指出了这些责任。此外,这些责任当初仅仅出自某些先知之口,而且表达得相当模糊;现在已被说得十分清楚,简直成了老生常谈,甚至中学生和小品文作者都能加以复述。因此现在人们似乎完全没有可能假装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这些责任。

当代那些在以暴力维持的秩序中享有特权的人们想使人相信,他们热爱世人,丝毫没有察觉自己一生都在作恶。这种情况颇似一个抢劫成性的强盗在举起刀子准备杀害高声呼救的受害者的时候,终于被人一把抓住,而他依然信誓旦旦地说,他不知道他的行动对于被他抢走财物、行将成为他刀下之鬼的人来说是灾难。须知,正如这个杀人强盗不能否认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所犯的罪行一样,当代那些把享乐建筑在被压迫人民的苦难上面的人们,似乎同样不能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希望不断遭到他们抢劫的人民幸福,他们不知道他们怎样取得了他们享有的一切。

我们无法叫人相信我们不知道,为了保障我们的财产和安宁仅在俄国就有十万百姓常年遭受监禁和苦役的折磨;无法叫人相信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参加的那些审讯中,法庭正是根据我们递呈的状子才对侵犯我们财产和安全的被告处以徒刑、流放和苦役,而在服刑期间,那些与审讯者相比并不见得更坏的人犯不是丧命,便是堕落;无法叫人相信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享有我们现在享有的一切,能够取得和保住这一切,仅仅是靠鞭笞和屠杀。我们无法假装我们没有看见,那个挎着装上子弹的手枪不时走过窗前的警察正在保护我们,因而我们可以安心享用美味的佳肴或者观看新排的戏剧。同样,我们无法假装我们不知道,那些士兵时刻都会带上枪支弹药开往我们的财产遭到侵犯的地方。

须知,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完盘中的佳肴,看完新排的戏剧,在枞树[18]旁、舞会上、溜冰场上、赛马场上或者行猎中尽情地玩乐,仅仅是因为警察的手枪和士兵的步枪中的子弹可以打穿没份儿的人,的饥饿的肚子。只要带枪的警察一走,或者兵营里那些听到我们一声呼唤便会赶来的士兵不复存在,那些躲在墙角后面馋涎欲滴地窥视我们的没份儿的人,马上便会出来扰乱我们的宴席和娱乐。

因此,正如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抢劫而被当场抓住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别人相信,他向受害者举起刀子不是为了抢走他的钱包,不是为了以死进行威胁,我们同样不能使自己和别人相信,士兵和带枪的警察待在我们周围完全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而是为了抵御外敌、维持秩序、装点市容、增进娱乐和举行检阅;不能使自己和别人相信,我们不知道那些没有权利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挣一块面包糊口的人并不愿意饿死,不知道他们并不喜欢在地下、在水中、在非人的环境里,一天工作十至十四个小时,或者夜夜在各种各样的工厂里为我们生产奢侈品。似乎不可能否认这些极其明显的事实。但是,人们恰恰是在否认这些事实。

尽管富人中间也有一些活生生的典型——值得庆幸的是,这种人我遇到的越来越多了,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和妇女,在提到供他们享用的东西是怎样买来的时候,他们并不掩盖真相,而是两手抱住脑袋说:“哎,别说这些了,要是这样说,那就没法活了。”尽管也有一些已经看到自己的罪恶,然而无法摆脱这些罪恶的真诚坦白的人,但是目前绝大多数人却已深深进入自己扮演的伪善角色,因而矢口否认凡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

“这些说法都不公正,”他们说,“谁也没有强迫人们去给地主和工厂老板做工。这是双方自愿的事情。巨额的财产和资本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是它们在组织生产并且给工人阶级工作干。在工厂做工完全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可怕。如果说工厂里存在一些违法现象,那么政府和社会正在采取措施,以便消除这些现象,使工人的劳动变得更加轻松,甚至愉快。工人习惯了体力劳动,暂时也没有能力从事其他工作。造成人民贫困的原因根本不是土地私有制,不是资本家的压榨,而是人民的愚昧、粗野和酗酒。我们政府工作人员正以贤明的治理方法阻止贫困继续发展,我们资本家为此正在推广有益的发明,我们教会正在进行宗教教育,我们自由主义者正在组织工会,扩大和普及教育。这样,我们便在不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的同时增加了人民的福利。我们并不希望大家都像穷人那样穷困,而是希望大家都像富人那样富裕。所谓鞭笞和屠杀百姓的目的在于强迫他们为富人干活,那纯属胡说。出动军队镇压百姓,那仅仅是在百姓违背自身利益起来犯上作乱、破坏社会昌盛所必需的秩序的时候。同样,必须制裁暴徒,因此设置了监狱、绞架和苦役。我们十分愿意废除这些刑罚,现在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工作。”

当代那种以准宗教和准科学作为两大支柱的伪善,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地步,我们倘若不是身临其境便不会相信,人竟能像这样自欺欺人。当代人的精神状态真是古怪之极,他们的心灵已经麻木到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的程度。

人们早已过着违背他们的思想的生活。倘若世上没有伪善,他们就不会安于这种生活。这种违背他们的思想的生活制度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唯一的原因在于有伪善掩护。

现实与人们的思想之间的距离越大,伪善也就越甚。但是伪善也有极限。而我觉得当代人的伪善已经达到了这个极限。

当代的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基督思想,其精神状态好比一个睡着的人梦见他得去做一件甚至在梦中他都知道不该去做的事情。他在思想深处知道这一点,却又似乎无法改变自己的状况,无法停下来,不再去做他知道不该去做的事情。正如一个在梦中的人,他的状况越来越使他痛苦,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他开始怀疑他眼前的一切是否就是现实,他挣扎着企图觉醒过来,以便破除困扰他的妖术。

我们这个基督教世界的常人便是处在这种状况中。他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荒唐、丑恶、伤天害理、违背他的思想的。他觉得这种状况越来越使他痛苦,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这样不行,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的人已经让基督关于人的尊严、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进入我们的血肉之中,而各国人民和平交往、团结一致也已经成为我们内心的需要,因此不能以我们弟兄们的苦难和生命换取我们的任何快乐和舒适,并且我们不能时刻处于千钧一发的状态,仅仅因为某个昏庸的外交官或者统治者对另一个也像他那样昏庸的外交官或者统治者说了或者写了什么蠢话,便像野兽似的进行一场民族间的相互残杀,毫不留情地毁灭人们的劳动成果和生命。

这样不行。然而凡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全都看到,情况正是如此,连他也无法幸免。这种状况越来越使人感到痛苦。

正如做梦的人不相信他眼前的情景是现实,想摆脱梦境,回到真正的现实中来一样,我们这个时代的常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无法相信,他所处的可怕的、日趋恶化的状态便是现实,他想觉醒,走到已经存在于他头脑中的真正的现实中去。

只要做梦的人努力思索一下,问问自己:这不是做梦吗?那么朦胧之中使他绝望的状态顷刻之间便会化作乌有。他醒过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安逸和愉快的现实。同样,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只要努力思索一下,对他本人和周围人的伪善表现的现实稍加怀疑,问问自己,这不是自欺欺人吗?那么,好比做梦的人一觉醒来那样,顷刻之间他便觉得自己离开了那个可怕的梦幻世界,眼前分明就是安逸和愉快的真正的现实。

这并不需要人去建树什么功勋或者采取什么行动,只需要努力思索一下,便能做到这一点。

5

然而,人是否能够作出这样的努力呢?

现有的那种维护伪善的理论认定,世人没有自由,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

“人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因为他没有自由。他没有自由是因为他的行动全都受制于历史造成的原因。无论他做什么,总是由现存的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促使他采取这样或者那样的行动,因此他不可能自由,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伪善学的捍卫者们这样说。假如人是没有意识的生物,他对真理的认识是静止不变的,即认识真理以后,永远停留在认识的这一阶段不再前进,那么他们的说法便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人是有意识的生物,他对真理的认识不断深化,可以达到一个又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如果人没有采取这种或者那种行动的自由,因为每个行动都有其原因。那么,采取这些行动的原因本身,即有意识的人是把这条还是那条真理视为自己采取行动的足够的根据,恰恰在人的掌握之中。

故而人虽然在采取这种或者那种行动的过程中是不自由的,但在确定是否采取行动的时候是自由的。好比火车司机没有改变机车过去和现在的运行方向的自由,但有事先确定机车未来运行方向的自由一样。

一个有意识的人无论做什么,他之所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只是因为他现在认为他所做的正是按照真理应该做的,或者因为他在过去什么时候有过这种认识,现在只是根据惰性,根据习惯,做着他过去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无论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促使他采取行动的原因不是某种现象,而是他认为某种看法便是真理,故而认为这种或者那种现象足以成为他采取行动的根据。

一个人进食还是绝食,工作还是休息,躲避危险还是承受危险,只要他是有意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他现在采取的行动,只是因为眼下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明智的行动,认为按照真理应该这样从事,而不是那样从事,或者原先早已有了这样的认识。

承认某种真理或者不承认某种真理,并不取决于外部原因,而是取决于人自身的某些内在原因。因此,有时即使一切外部条件对于承认真理似乎十分有利,一个人硬是不承认它。相反,另一个人处在于真理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却无缘无故地承认真理。正如《福音书》上说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四节)即一个人承认真理与否——由此产生人类生活的一切现象——并不取决于外界现象,而是取决于他自己无从进行观察的内在因素。

因此,一个人尽管没有采取行动的自由,他却始终都有确定自己行动的根据,即承认或者不承认真理的自由。他的这种自由非但不受外界发生的事件的约束,甚至不受他本人的行为的约束。

这就是说,一个人尽管在狂热中采取了违背他所认识的真理的行动,他仍然可以自由地承认或者不承认真理,即可以不承认真理,认为自己的行动十分必要,并为自己采取这一行动辩护,也可以承认真理,认为自己的行动十分丑恶,因此谴责自己。

这就是说,一个赌徒或者醉鬼,尽管经不住诱惑,沉湎于自己的嗜好,仍然可以自由地进行取舍,或者认为赌博和酗酒都是坏事,或者认为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娱乐。在第一种情况下,他即使不能立即摆脱自己的恶习,然而随着他承认真理的态度越来越诚恳,他戒除这一恶习的可能也就越来越大。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只能加深自己的恶习,绝不可能戒除这一恶习。

同样,一个人尽管经不住烈火的烧灼,没有搭救自己的同伴便从燃烧的房屋中逃了出来,他仍然可以自由地进行取舍,或者承认真理(一个人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应设法拯救别人的性命),认为自己的行为十分丑恶并且谴责自己的行为,或者不承认真理,认为自己的行为十分自然,十分必要,开脱自己的责任。在第一种情况下,即他承认真理,尽管暂时没有实行真理,他在内心酝酿着一系列必然会由真理激发的忘我行动。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在内心酝酿着的是一系列同忘我行动相反的自私行动。

人并非任何时候都有承认或者不承认任何真理的自由。有些真理早已被人承认,或者由于教育和传统的影响,早已为他接受,为他信仰,遵循这些真理成了他的习惯,即第二天性。但是有些真理在他看来还显得模糊而又遥远。人既没有不承认前一种真理的自由,也没有承认后一种真理的自由。然而还有第三种真理,即这种真理虽未成为人下意识的行为动机,但已十分明显地展现在他眼前,使他无法回避,必须这样或者那样地表明态度,承认或者不承认。如何对待这种真理,恰恰体现着人的自由。

就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对待真理的态度而言,其状况好比在黑暗中借着向前移动的灯光走路的行人。他看不见灯光尚未照亮的东西,也看不见他身旁已为黑暗遮掩的东西。无论对于前者,还是对于后者,他都无法改变自己的态度。但是无论走在路上什么地方,他都能看见灯光照亮的东西,并且总是可以选择他是顺着路的这一边,还是顺着路的那一边继续行进。

对于每个人来说,任何时候都有尚未被他看见、尚未在他理智的目光前展现的真理,已经被他体验、忘却并且习以为常的真理,以及在他的理智的光芒照耀下出现在他面前并且要求得到承认的真理。承认或者不承认这后一种真理,便是我们所谓的人的自由。

人的自由这个问题难以解决,甚至似乎不可解决,原因在于人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把人对真理的态度看成静止不变的东西。

假如我们把人的认识看成静止不变的东西,假如我们忘记个人和人类的生活都是从黑暗到光明,从真理的低级阶段到真理的高级阶段,从掺杂着许多谬误的真理到渐渐摆脱谬误的真理这样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那么人无疑是不自由的。

假如人不知道任何真理,他就不会自由。他同样不会自由,甚至不会有自由的概念,假如理应在生活中统率他的全部真理一经展现在他面前便万古不变,纯而又纯,丝毫也不掺杂谬误。

但是,人对真理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每一个人——整个人类亦然——都在随着自身在生活中的运动不断深化对真理的认识,同时也不断摆脱谬误。因此人们对真理总是抱着三种态度:一种真理已为他们接受,成了他们的下意识行为的动机,另一种真理在他们面前刚刚开始展现,第三种真理虽然尚未被他们接受,却已十分清晰地展现在他们面前,以至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对这种真理采取这样或者那样的态度,承认或者不承认。

人的自由仅仅在于承认或者不承认这一类真理。

人的自由并不在于他能不受生活进程和已经存在的种种因素的影响,随心所欲地行事,而是在于他一旦承认展现在他面前的真理,信仰这一真理,便能成为上帝或者尘世的万古不废的事业的一个自由和快乐的创造者,或者,不承认这一真理,沦为这一真理的奴隶,痛苦地被强行卷向他所不愿去的地方。

真理不仅指明了人类生活的道路,并且打开了人类生活唯一可循的道路。因此人们全都不可避免地——不是自由地,便是被迫地——要走上真理的道路,有些人自觉顺应生活的安排,有些人被迫服从生活的规律。人的自由便在这一选择之中。

这种局限性很大的自由在人们看来是那样微不足道,简直没有理会的价值。有些人(宿命论者)认为这种自由少得可怜,根本不予承认,有些人(绝对自由论者)念念不忘自己臆想的自由,对这种在他们看来微乎其微的自由嗤之以鼻。这种局限于不知道真理和承认一定阶段的真理之间的自由,在人们看来似乎不是自由,况且,无论一个人对展现在他面前的真理愿意承认还是不愿承认,他都不可避免地要在生活中实行这一真理。

一匹马在和别的马一起被套上大车以后,它便没有不走在大车前面的自由。假如它驻步不前,大车便会撞到它的腿上,于是它只能顺着大车前进的方向前进,无可奈何地拉着大车。尽管这种自由极其有限,但就马是自动拉车还是被迫拉车而言,毕竟还是一种自由。人的情况也是这样。

这种自由与我们希望获得的臆想的自由相比,无论是大是小,它无疑是唯一存在的自由。这种自由毕竟还是自由,并且正是这种自由体现着人所能及的幸福。

这种自由除了给人幸福以外,又是推动尘世生活的唯一手段。

按照基督的学说,一个人如果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生没有自由的领域,在于结果,即行为领域,他就没有真正的人生。真正的人生,按照基督教教义,仅仅属于能把人生移入人生具有自由的领域,移入原因领域的人,即属于能够认识并且承认已被揭示的真理,信仰这一真理,因此必然会像大车走在马的后面一样去实行这一真理的人。

假如一个人认为人生便是肉体的享受,那么他所做的只是那些由他身外的地点和时间条件决定的事情。他甚至什么事也不做,只是觉得他在做事,而实际上他觉得他在做的事都是上帝借助他的身体做的,因此他不是生活的创造者,而是生活的奴隶。假如他认为人生应当是承认和信仰展现在他面前的真理,他便会置身于人类生活的源泉之中,他所做的已经不是那些由地点和时间条件决定的个人的私事,而是没有原因,本身便是其他一切的原因,因此意义无限深远、无限宽广的事情。

忽视人生的真谛在于承认和信仰真理,把改善自己的生活的努力付诸外在行为的惯于崇拜偶像的人们,好比一艘轮船的船员为了到达目的地而熄灭了妨碍他们划桨的锅炉,并在风浪大作的时候舍弃现成可用的蒸汽和螺旋桨,拼命划着够不到水面的木桨。

天国的建立有赖于人们的努力,只有作出努力的人才能赢得天国。这种为了承认和信仰真理而摒弃改变外界条件的努力便是建立天国的努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并且可以作出的努力。

只要人们理解这一点,不再关心他们不能自由处置的外界的和一般的事情,而把他们用于关心外界事情的精力的百分之一用于关心他们能够自由处置的事情,即承认和信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真理,使自己和别人摆脱掩盖真理的谎言和伪善的束缚,那么不用费劲,不用斗争,那个折磨人们并且显然将给他们带来更大苦难的虚伪的生活制度顷刻之间便会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将是天国,或者人们根据自己的认识已经准备迎接的天国的第一阶段。

正如只要一股动力,便能使饱和的盐水立刻变成晶体一样,也许现在只要作出微乎其微的努力,便能使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真理掌握几百,几千乃至数以百万计的人。届时将会形成符合人们认识的社会舆论,而这种社会舆论的形成将会使现有生活的整个制度彻底改变。能否作出这种努力取决于我们。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认识并且承认在我们周围以种种形式出现,有待我们的心灵接受的基督教的真理,只要我们不再撒谎和假装我们并未看见这一真理,或者假装我们愿意实行这一真理,只不过不是首先实行这一真理对我们自己提出的要求,只要我们承认这一正在召唤我们的真理,勇敢地信仰它,那么我们立即便会发现,几百,几千,乃至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情况和我们相同,他们也像我们一样看见了真理,也像我们一样只是等着别人承认真理。

只要人们不再装假,他们立即便会看到,那个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残酷的生活制度,那个他们以为牢固、必要、神圣、出自上帝安排的东西已经整个动摇,全靠我们和类似我们的人的伪善的谎言支持着才未土崩瓦解。

假如事情确实如此,假如能否摧毁现有生活制度取决于我们这话确实有理,那么我们在没有明确我们将用什么替代这一制度的情况下,是否有权摧毁这一制度呢?现有制度一旦覆亡,世界便将如何?

“那里将会如何,在被我们抛弃的世界的大墙后面?”[19]

简直可怕——空虚,辽阔,毫无约束……不知道往哪里走怎能迈步,还没有看见收获怎能失却!……

“假如哥伦布如此推断,那他永远不会起锚开航。驶向没有航路的大海,驶向前人没有走过的汪洋,驶向是否存在尚属疑问的大陆,真是十足的疯狂。然而,这种疯狂使他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当然,假如人民是从一幢现成的hotel garni[20]迁往另一幢更好的住宅,那么事情也就比较简单。不幸的是,无人建造新的住宅。未来丝毫不比海洋更加危险,环境和人们怎样塑造未来,未来便将呈现怎样的面貌。

“假如你对旧世界感到满意,那就努力保存它吧。这个世界十分虚弱,它的消亡已经指日可待。假如你觉得自己想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在这信念和生活永无休止的抗争中无法生活,那就大胆地从中世纪白色的拱顶下面走出来吧。我深深知道,这不容易。一个人要和与生俱来的习惯,要和伴随他长大成人的一切决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人们愿意作出可怕的牺牲,然而不是新生活要求他们作出的那种牺牲。他们是否愿意牺牲当代文明、生活方式、宗教和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他们是否愿意丧失那些来之不易、三百年来我们一直引以为荣的一切成果,丧失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舒适和享受,接受朝气蓬勃的野蛮,抛弃风烛残年的文明,摧毁祖传的城堡,仅仅因为乐于为一座远远胜过城堡,然而将在我们身后建成的新的大厦添一铲土?”(赫尔岑,第五卷第五十五页[21]

这是一位俄国作家几乎在半个世纪以前说的话,当时他就凭自己的深邃的智慧看清了今天任何一个稍事思考的人都已看清的事实,即无法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生活下去,必须建立某种新的生活形态。

即便从最简单、最低级和最实际的观点来看也都十分清楚,继续留在承受不住建筑自身重量的拱顶下面是极不理智的,应该离开这幢建筑。确实,很难设想还有什么状况能比基督教世界目前所处的状况更加困苦的了。武装起来的民族相互对抗,用以维持扩军备战的赋税扶摇直上,劳动阶层对富裕阶层的仇恨情绪日益强烈,悬在世人头上的战争利剑千钧一发,时刻可能,并且早晚终将坠落下来。

对于广大的黎民百姓来说,任何一场革命未必会比现在经常存在的秩序,或者毋宁说是无秩序更加可怕,因为我们的生活充满非人劳动、贫困、酗酒和***造成的寻常的死亡,充满未来战争的恐怖阴影,而一年这样的战争比这一个世纪所有革命的总和所吞噬的生灵更多。

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按上帝赋予我们的良心行事,那么我们人类将会如何?假如我处在主人的掌握之中,在他建立和管辖的企业里面做着他吩咐我做、但我因为不了解主人的最终目的因而感到古怪的事情,那么会不会遭殃呢?

然而,在人们磨磨蹭蹭地执行主人意志的时候,他们担心的问题甚至不是“将会如何?”,而是一旦失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被我们称为科学、艺术、文明、文化的生活条件,那该怎样生活。我们对现有生活的全部艰难都有切身体验,我们甚至看到,如果这种生活秩序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必死无疑。然而我们同时又希望我们的生活条件,即现有生活形成的条件,如我们的科学、艺术、文明、文化,能在变革过程中完整地保存下来。正如一个人身居旧屋,感到既冷又不舒服,并且知道这屋子不久将要坍塌,只好同意改建,然而条件是不离开屋子,这和拒绝改建没有什么两样。“要是我离开这屋子,暂时失去种种方便,而新屋造不起来或者造得不如人意,里面没有我所习惯的一切,那怎么办?”

不过既然有材料,又有工匠,那么我们便有一切把握相信,新屋造起来会比旧屋好,况且除了这种把握以外,尚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旧屋要塌了,会压死留在里面的人。无论原先习惯的生活条件能否保存,无论日后能否出现新的更好的生活条件,反正我们必须摆脱那种无法忍受的、危及人的生命的旧的生活条件,勇敢地迎着未来前进。

“科学、艺术、文明、文化都将毁于一旦!”

须知,这些不过是真理的不同表现形式,而进行未来的变革,目的仅在于接近真理,实行真理。既然如此,怎么可能因为实行真理而使真理的表现形式毁于一旦呢?那些形式较之现有形式将会有所不同,将会更加完美,更加高级,然而绝对不是趋向灭亡。趋向灭亡的只是它们的虚假部分,而源于真理的部分只会更加繁荣,更加发达。

6

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信阐述幸福的学说。你们若不悔改,那么势必会像被彼拉多[22]处死的古人那样死去,会像被西罗亚塔压死的百姓那样死去,会像亿万杀人者和被杀者,执行死刑者和被处死刑者,虐待者和被虐待者那样死去,会像一个装满谷仓以后打算安享天年,然而就在他希望开始新生活的当天夜晚一命呜呼的人那样愚蠢地死去。“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23]这话是一千八百年前基督说的,现在听来更加使人信服,因为我们现在所过的极端艰难和荒唐的生活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

须知,为了保障我们的生活,崇拜偶像的暴力制度进行了许多世纪徒劳无益的努力。现在似乎任何人都很清楚,旨在达到这一目标的一切努力只是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新的危险,没有起到什么保障作用。

须知,无论我们具有什么身份,穿上什么服装,举行什么规模的涂油仪式,拥有多少金钱,在所经之处设置多少岗哨,有多少警察保护我们的财产,处死多少所谓为非作歹的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建树什么功勋,创立什么国家,构筑什么堡垒和高塔——从巴别塔[24]直到埃菲尔铁塔,在生活中我们大家总是面临着两个不可避免的使生活失去意义的结局:1)死亡时刻可能降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2)我们的一切业绩都难保存,很快便将化作乌有。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建立国家,营造宫殿和纪念碑,创作长诗和歌曲——所有这些都不会久长,全都消亡有日,不会留下痕迹。因此,无论我们怎样对自己隐瞒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看到,人生的意义既不在于我们个人的肉体存在(这种存在总是伴随着不可排遣的痛苦和无法避免的死亡),也不在于我们在尘世的建树。

无论你是谁,请你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考虑一下你的身份和你的责任,不是指地主、商人、法官、皇帝、总统、部长、神父、士兵的那种人们暂时赋予你的身份,也不是指这些身份加之于你的假想的责任,而是指你作为一个按照某种意志在经历了没有生命的久远年代以后,一朝脱离无意识状态,但又时刻可能按照某种意志回归原处的生物所具有的真正的、永恒的身份。请考虑一下你的责任,不是指地主对于自己的田庄,商人对于资本,或者皇帝、部长、各级官员对于国家的假想的责任,而是指你成为有生命、有理智、能够爱的生物以后,由你这个真正的身份赋予你的真正责任。你所做的是否就是那差你到尘世上来,而不久以后将召你回到他身边去者要求你去做的?你所做的是否就是他希望你去做的?当你作为地主或工厂老板,攫取穷人的劳动成果,并在这种巧取豪夺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当你作为统治者或者法官,滥施淫威,判处人们死刑的时候,当你作为军人去奋战、打仗、抢劫、杀人的时候,你所做的是否就是他要求和希望你去做的?

你说,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凡此种种全都无法避免,你这样做也是身不由己,出于无奈。难道是出于无奈你的本性中才埋藏了对于人们遭受苦难、鞭笞和屠杀深恶痛绝的情感,埋藏了爱他人的强烈要求和被爱的更加强烈的要求;难道是出于无奈你才明白,只有承认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应该相互服务,才能获取人们可能获取的最大幸福;难道是出于无奈你的心灵,你的理智,你的信仰才给你这样的忠告,科学也给你同样的忠告,而你不顾这些,却根据一些十分模糊而又混乱的论断做着一切与此截然相反的事情;难道是出于无奈,你作为地主或者资本家,只好在压迫人民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的生活,或者作为皇帝,作为总统,只好指挥军队打仗,即充当杀人暴徒的头目和首领,或者作为政府官员,只好强行掠夺穷人的血汗钱以供自己享用,并且分给富人,或者作为法官、陪审员,只好判处因为不明真理而误入歧途的人们以体罚和死刑,或者——这是世上一切罪恶赖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个青年男子,只好入伍,并且违背自己的心愿,抛弃一切人的情感,发誓服从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人们的意志去屠杀一切他们下令屠杀的人?

这不可能。

即便有人对你说,这一切对于维护现有生活制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现有制度尽管产生贫困、饥饿、监狱、死刑、军队和战争,对于社会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一旦这种制度遭到破坏,便会出现更大的灾难,那么你要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只会是这种生活制度的受益者,而这种生活制度的受害者——其人数超过前者十倍——他们的想法和说法恰恰与此相反。况且你在内心深处知道,这是胡说,现有生活制度已经不合时宜,必须按照新的原则加以改造,因此没有必要为了维护这种制度牺牲人的情感。

主要的是,即便退一步说,假如现有制度必须存在,为什么恰恰是你感到自己应该践踏人的一切美好情感以维护这种制度?是谁让你充当这一分崩离析的制度的保姆?无论社会,无论国家,无论世人,从未对你有过请求,让你这个享有地主、商人、皇帝、神父、士兵地位的人维护这种制度。你也十分清楚,你享有或者接受自己的地位,完全不是怀着维护世人幸福必不可少的生活秩序这样一个忘我的目的,而是为了自己,即为了自己的私利、功名、虚荣、懒惰和胆怯。倘若你不愿享有这种地位,你就不会为了保住你的地位而去做那些不断要你去做的事情。你试一下吧,只要你不再去做那些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不断在做的繁琐、残酷、阴险、卑鄙的事情,那么你立即会丧失你的地位。你试一下吧,假如你是统治者或者官员,只要不再撒谎,使坏,参与暴力和判人死刑,假如你是神父,只要不再行骗,假如你是军人,只要不再杀戮,假如你是地主或者工厂老板,只要不再通过法庭和暴力维护自己的财产,那么你立即会丧失——按照你的说法——那种别人强加于你,而你似乎感到厌恶的地位。

一个人不可能被摆在违背他的心愿、与他的思想格格不入的位置上。

假如你处于这种地位,那么并非因为这对某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是因为你愿意处于这种地位。因此,你既然知道这种地位直接违背你的心愿、你的理智、你的信仰,甚至违背你所信仰的科学,你就不能不考虑一个问题:假如你继续处于这种地位,并且,主要的是,竭力为这种地位辩护,那么你所做的是否是你应该做的?

冒一冒铸成错误的危险未尝不可,假如你有时间看到并且纠正自己的错误,假如你为之冒险的目的具有某种重大意义。但是,既然你确实知道,你从这一世界上消失的可能时刻存在,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你,还是受你诱惑铸成错误的人便都没有什么办法纠正这一错误;你又知道,无论你在改变世界外部结构方面做了什么,所有这一切也像你本人一样,不久就会不留痕迹地从这一世界上消失,那么你显然也就没有理由去冒铸成大错的危险。

须知,这些都是既简单又明白的道理,假如我们不是沉溺于伪善,而把无疑已向我们揭示的真理弄得模糊不清。

“有福共享,勿聚财,勿自大,勿偷盗,勿逼迫,勿杀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不是一千八百年前,而是五千年前已有人说过的金玉良言。假如没有伪善,那么这些戒律都是无可怀疑的真理。不能不遵守这些戒律,至少不能不承认任何时候都应当遵守这些戒律,谁不遵守,便是行恶。

但是你说,世上还有公众的幸福,因此可以并且应该不顾这些戒律,即为了公众的幸福可以杀人,鞭笞和掠夺。你说,就像该亚法[25]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死总比全国百姓都死要好。于是你便签字,接二连三地判人死刑;你便装上子弹,带着枪支前去逮捕这个应为公众幸福而死的人,把他投入监狱,没收他的财产。你说,你采取这些残酷的行动是因为你作为地主、法官、皇帝、军人,觉得自己属于社会,属于国家,理应为社会、为国家效劳,执行国家的法律。但是你要知道,你除了属于一定的国家、肩负着由此产生的责任以外,你还属于万古不废的尘世生活,属于上帝,肩负着由此产生的责任。

正如你因为属于一定的家庭和社会而肩负的责任总是服从你因为属于国家而肩负的更高的责任一样,你因为属于国家而肩负的责任也必须服从你因为属于尘世生活,属于上帝而肩负的责任。

为了保证家庭或者社会取暖,为增加社会福利而去砍电线杆是荒唐的,因为这违背维持国家繁荣的法规。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增加国家的福利而去鞭笞、杀戮或者处死百姓,同样是荒唐的,因为这违背维持尘世繁荣的无可怀疑的法规。

你因为属于国家而肩负的责任不能不服从你因为属于万古不废的尘世生活,或者因为属于上帝而肩负的至高无上的永恒的责任,前者不能违背后者,正如基督的门徒在一千八百年前所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罢。”(《新约·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九节)“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同上书,第五章第二十九节)

人家要你相信,为使昨天某些人在世界某个角落建立的并非永恒的秩序不受破坏,你得鞭笞,折磨,杀害一部分人,破坏上帝或者理性确立的永恒的尘世秩序。难道可以这样吗?

因而你不能不认真考虑你那随同压迫、暴力、欺骗、鞭笞、屠杀而来的地主、商人、法官、皇帝、总统、部长、神父、士兵的身份,不能不承认这些身份是违背天意的。

我不是说,假如你是地主,你就得立即把自己的土地交给穷人,假如你是资本家,你就得立即把自己的钱财和工厂交给工人,假如你是皇帝、部长、公职人员、法官、将军,你就得立即放弃自己的有利地位,假如你是士兵(即你处于全部暴力赖以存在的地位),你就得冒着拒绝服从命令的种种危险,立即放弃自己的地位。

假如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是做了一件莫大的好事。然而,最可能的是,你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你有各种社会联系,有家庭,有下属,有上司,在各种诱惑的强大影响下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承认真理,不撒谎,这你永远可以做到。不要强词夺理,说你仍然做你的地主、工厂老板、商人、画家、作家是因为这对世人有利,说你做你的省长、检察长、皇帝不是因为这使你感到舒坦,感到习惯,而是为了造福黎民,说你仍然做你的士兵不是因为惧怕惩罚,而是因为你认为军队是人们生活的必要保障。不对自己和别人撒谎,这你永远可以做到,不仅可以做到,并且应该做到,因为只有这样,只有摒弃谎言,信仰真理,你才能获得人生唯一的幸福。

只要你这样做了,你的地位必将随之改变。

生活中,只在一件事情上,也仅仅在这件事情上,你是自由的和万能的。其他一切全都不在你的掌握之中。这件事情便是认识真理,信仰真理。

可是突然,一些像你那样陷入迷误的可怜的人们使你相信,你是士兵、皇帝、地主、富翁、神父、将军,你便明白无疑地违背你的理智和良心,开始行凶作恶,即开始鞭笞、掠夺和杀害黎民百姓,在他们的苦难上面构筑自己的生活;主要的是,你不仅不履行人生的唯一使命——承认和信仰你所知道的真理,反而竭力装出一副你不知道真理的样子,对自己和别人隐瞒真理。这样,你的所作所为便完全违背了你的唯一使命。

况且,你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这样做的呢?你时刻可能死亡,但你签署死刑判决,宣布战争开始,出征打仗,审讯、虐待、盘剥工人,在乞丐中间过着奢侈的生活,并向听信你的弱者宣扬,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人们的职责所在,全然不顾你在这样做的时候,有被细菌感染或者被子弹打中的危险,你会生病,死亡,永远失去纠正你对别人,而主要是对自己作的恶的机会,在没有做好你无疑应该做好的那件事情以前,白白葬送了在历史长河中只能属于你一次的生命。

须知,不管这道理多么简单,多么陈旧,不管我们怎样用伪善和伪善产生的自我暗示愚弄自己,毕竟没有什么能够推翻这一无可怀疑而又简单明了的真理:人生必然伴随着无法避免的苦难,并且必然要以时刻可能降临的更加无法避免的死亡告终,任何外在努力都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因此人生的唯一意义在于时刻去做差我们到世上来的力量要我们做的事,这力量给了我们为人处世的无可怀疑的指导,即我们的理性。

这力量不可能要我们去做不合情理而又无法做到的事情,如安排我们的短暂的肉体生活,安排社会或者国家的生活。这力量要我们做的只有一种无可怀疑,合乎情理而又可能做到的事情,即效命天国,即促使全体生灵在真理的基础上求得最大限度的联合,为此就得承认已经向我们揭示的真理,信仰这一真理。唯有这件事情永远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26]人生的意义仅仅在于以建立天国的行动服务尘世。这种行动便是人人承认真理,信仰真理。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1890—1893)

曹国维 译

[1] 一七九九至一八〇四年间在法国由三位执政官组成的政府。

[2] 布朗热(1837—1891),法国将军,反动政客。

[3] 《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至二十五节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 以打还打。”而《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三十九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耶稣〕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4] 比隆(1690—1772),俄国女皇安娜·伊凡诺夫娜的宠臣。

[5] 伊丽莎白(1709—1761),俄皇彼得大帝之女,一七四一年即位。

[6] 即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一七六二年登基。

[7] 指路德维希二世(1845—1886),一八六四年登基,后因精神病于一八八六年被废黜后自杀。

[8] 即俄皇保罗一世(1754—1801),一七九六年登基,对内实行军事警察统治,后遇刺身亡。

[9]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将军。

[10] 尼禄、查理、亨利、路易、伊凡、彼得、叶卡捷琳娜等泛指西欧及俄国历代帝王、暴君;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重要领袖,坚决主张革命暴力。

[11] 沙皇加冕时要受涂油礼。

[12] 犹太教的几位先知。

[13] 1俄尺约合0.71米。

[14] 爱德华·贝拉米(1850—1898),美国作家,著有乌托邦小说《回顾既往》。

[15] 夏尔·里歇(1850—1935),法国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著有许多实验心理学专论。

[16] 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上述观点出自论文《论死刑》。

[17] 法利赛人原意为分离者。公元前五百三十六年至公元七十年犹太教上层人物中的一派,标榜犹太教传统,反对希腊文化影响,主张同外教人严格分离,因此得名。但在实际上他们却把希腊人关于灵魂不死的观念引入了犹太教。故而《新约全书》称法利赛人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法利赛人曾经迫害过早期的基督教团体。

[18] 指圣诞节和新年晚会上装饰的枞树。

[19] 赫尔岑语。

[20] 法语:连同家具一起出租的住宅。

[21] 指列姆克(М.К.Лемке)编辑的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俄文版。引文出自论文集《来自彼岸》。

[22] 彼拉多是公元二六至三六年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按照《圣经·新约全书》记载,耶稣由他判决钉死在十字架上。

[23] 见《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

[24] 指《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所说的通天塔。

[25] 该亚法是犹太教大祭司。他曾说:“……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十节。

[26]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