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库尔德工人党一直在为库尔德民族的正当权利而斗争。我们的斗争，为解放的斗争，让库尔德问题成为影响整个中东的国际议题，为之带来一个可及的解决办法。
库工党成立的1970年代，当时国际意识形态和政治气候的特点是冷战的两极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冲突。库工党受到当时全球去殖民运动兴起的启发。在此脉络下，试图找到符合家园特殊情况的自己的道路。库工党从未把库尔德问题看作是仅仅是个族裔或独立国族建国（nationhood）的难题。相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民主和革命的问题。自1990年代以来，这些目标更多地决定了我们的行动。
我们还认识到，库尔德问题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宰制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不质疑和挑战这种关系，就不可能有解决办法。要不，我们就会卷入新的依附关系。
对于库尔德问题，这种扎根历史深处、处于社会基础的族裔和独立国族建国问题，似乎只有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建立民族—国家，这是当时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典范。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任何现成的政治蓝图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改善中东人民的处境。难道不是国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造成了中东的许多难题吗？
因此，让我们更仔细地审视一下这种范式的历史背景，看看我们能否制定出一种避免国族主义陷阱、更适合中东局势的解决办法。
人们随着定居化，开始对自己生活的区域、区域的延伸和边界形成观念，而这些观念主要是由自然和地貌特征决定的。在某一地区定居并长期生活的氏族和部落，形成了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家园的理念。各部落认为的家园间的边界（boundaries）尚不是边境（borders）。商业、文化或语言不受边界的限制。领土边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灵活。封建结构几乎遍及各地，时不时地，王朝君主国或伟大的多民族帝国崛起，边境不断变化，有许多不同的语言和宗教共同体，如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或大英帝国。由于其封建基础，它们能够灵活地将权力分配给众多较小的、次要的权力中心，因而历经不少政治变革，长期延续。
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贸易、商业和金融推动了政治参与，并随后在传统的国家结构中增加了自己的权力。两百余年前工业革命初期，民族—国家的发展伴随着的是，一方面资本的无节制积累，另一方面对快速增长的人口的无限制剥削。在这场革命中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希望参与政治决策和国家结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新经济体系，继而成为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固有组成部分。民族—国家需要资产阶级和资本的力量，以便用一种新的国族意识形态取代旧的封建秩序及其意识形态，后者以部落结构和继承权为基础，而前者把所有部落和氏族团结在国族的屋檐下。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就变得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方会脱离另一方存在都变得无法想象。结果是，国家不仅认可，还甚至鼓励和促进剥削。
但最重要的是，民族—国家必须被认为是权力的最高形式。其他类型的国家都不具备拥有这种权力的能力。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的上层与垄断化的过程联系得越来越紧密。民族—国家本身就是最发达、最完整的垄断。它是贸易、工业、金融、权力等最先进的垄断统一。人们还应该把意识形态垄断看作是权力垄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国家的宗教根源已经有详细讨论[1]，当代许多政治概念（concepts）和理念（notions）都源于宗教或神学概念或结构。事实上，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宗教和神圣想象带来了有史以来第一种社会认同。它们构成了许多部落和其他前国家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胶合剂，并确定了它们作为共同体的存在。
后来，在国家结构已经形成之后，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传统联系开始弱化。共同体开始时存在的神圣（sacred）和神性（divine）的观念和实践，越来越失去了与共同的身份认同相关的意义，而是转移到诸君主或独裁者的各种权力结构中。国家及其权力来自于神性意志和法律，其统治者因神的恩典而成为国王。他们代表了神性在人间的权力。
今天，大多数现代国家都自称世俗，声称宗教与国家之间的旧纽带已被切断，宗教不再是国家的一部分。这可以说只是半真。即使宗教机构或神职人员代表不再参与政治和社会决策制定，这些决策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就像他们自己受到政治或社会观念和发展的影响。因此，世俗主义，或在土耳其被称为laicism，仍然包含着宗教因素。国家和宗教的分离是政治决定的结果。它不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今天，权力和国家似乎是被赋予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神（God）赐予的。世俗国家或世俗权力这样的理念仍然是含糊不清的。
民族—国家也分配了一些属性，来取代旧有的、根植于宗教的属性，如国族、祖国（fatherland）、国旗、国歌等等。尤其是像国家和国族的统一（the unity of state and nation）这样的理念，用来超越物质性政治结构，于是，让人联想到前国家与神的统一。它们已经取代了神性。
曩昔，当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时，败者不得不崇拜胜者的神。我们可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殖民化，甚至是同化的过程。民族—国家是一个具有准神性属性的中心化主义国家，完全解除了社会的武装，垄断了武力的使用。
由于民族—国家超越了它的物质基础，即公民，可想它的存在超越了它的政治机构。它需要有自己的额外机构来保护其意识形态基础以及法律、经济和宗教结构。由此产生的不断扩大的文官和军事科层制代价高昂，而且只服务于维护超验的国家本身，这又使科层制凌驾于人民之上。
在欧洲现代性时期，国家有必要的手段将其科层制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那里，它像癌症一样生长，感染了所有的全社会（societal）命脉。科层制和民族—国家的存在不能离开彼此。如果说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脊柱，那么它无疑也是自然社会的牢笼。它的科层制保障了系统的顺利运行，保障了商品生产的基础，保障了包括现实社会主义的和对商业友好的民族—国家的相关经济行为人的利润。民族—国家以资本主义的名义将社会驯化，从共同体的自然基础上异化它。任何旨在将社会难题本土化并予以解决的分析，都需要仔细研究这些联系。
民族国家的原始形式旨在垄断所有社会进程。多样性和多元性不得不受到打压，这种做法导致了同化和种族灭绝。它不仅剥削社会的观念和劳动潜力，还以资本主义的名义殖民理人们的大脑。它还同化各种精神和智识的观念和文化，以延续自己的生存。它的目的是创造单一的国族文化、单一的国族认同和单一的统一的宗教共同体。因此，它还强制推行同质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公民的理念是在追求这种同质性的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性的公民身份无非是定义了从私人奴隶制向国家奴隶制的转换。没有这种现代奴隶军，资本主义不可能获得利润。同质的国族社会是有史以来最人工的社会，是「社会工程项目」的结果。
这些目标一般是通过使用武力或金钱激励来实现的，其结果往往是少数群体、文化或语言的实体消灭或强制同化。有人试图以暴力手段建立一个国族，与真正民族—国家的想象现实相符，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例子。
人们常说，民族—国家关心的是老百姓的命运。这不是真的。相反，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国族治理者，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附庸，它与资本的宰制结构纠缠得比我们所认的更深：它是为资本的殖民地。无论民族—国家如何表现出自己的国族主义，它同样也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剥削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可怕的再分配战争，没有别的解释。因此，民族—国家不与老百姓在一起——它是人民的敌人。
其他民族—国家和国际垄断者之间的关系是由民族—国家的外交官协调的。如果没有其他民族—国家的承认，没有一个可以生存。原因可以从世界性资本主义体系的逻辑中找到。离开资本主义体系的群集（phalanx）的民族—国家，就会被颠覆，像是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的经历，要不就是以经济禁运的方式使其屈服。
现在让我们从土耳其共和国的例子中得出民族—国家的一些特征。
在过去，诸国家的历史往往被等同于其统治者的历史，使其具有近乎神性的品质。这种做法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改变。现在，整个国家变得观念化，并被提升到了神圣的高度。
假设我们将民族—国家比作活着的神，那么国族主义就是对应的宗教。尽管有一些看似积极的因素，但民族—国家和国族主义还是表现出形而上学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利润和资本的积累作为笼罩在神秘中的范畴出现。在这些名词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基于武力和剥削的矛盾关系的网络。它们对权力的霸权式争夺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国族主义以一种准宗教的解释（justification）出现。然而，它的真正使命是服务于几近神性的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视野，后者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艺术、科学和社会意识：没有哪个是独立的。因此，真正的智识启蒙需要对现代性的这些要素进行基本分析。
实证主义或描述科学的范式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另一个意识形态支柱。它助长的不只国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有政教分离（laicism），政教分离以新宗教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它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其教条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实证主义可以被概括为一种严格局限于事物表象的哲学方法，它把表象等同于现实本身。因为在实证主义中，表象就是现实，任何没有表象的东西都不能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我们从量子物理、天文学、生物学的一些领域甚至思想本身的要旨中知道，现实发生在可观察事件之外的世界中。真相，在被观察者和观察者之间的关系中，已经将自己神秘化到不再符合任何物理尺度和定义的程度。实证主义否认这一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古代的偶像崇拜，偶像构成了现实的形象。
民族—国家的另一个意识形态支柱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性主义。许多文明体系都利用性主义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强行剥削妇女，把她们当作宝贵的廉价劳动力储备。妇女也被视为宝贵的资源，因为她们繁殖后代，得以再生产男人。因此，女人既是性对象，也是商品。她是维护男性权力的工具，最多只能进阶为父权男性社会的附属品。
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社会的性主义加强了男性权力；另一方面，民族—国家通过对女人的剥削，使社会变成了殖民地。这样，女性也可以被视为受剥削的国族。
在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父权制巩固了传统的等级制框架，而在民族—国家中，性主义更是推波助澜。根植社会的性主义就像国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和权力的意识形态产物。根植社会的性主义的危险性不亚于资本主义。然而，父权制却试图掩盖这些事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有的权力关系和诸国家意识形态都是由性主义的概念和行为助推的。不压制女性，而压制整个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民族—国家内的性主义一方面给了男性最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女性，把社会变成了最恶劣的殖民地。因此，女人是历史社会中的殖民地国族，它在民族—国家内地位最糟。所有权力和诸国家意识形态都源于性主义的态度和行为。女人的奴役是最深刻的、掩盖最深的社会领域，奴役、压迫和殖民的所有形式都在这里实现。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是在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行事的。没有女人的奴役，其他类型的奴役都不可能存在，更不用说发展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意味着最制度化的宰制的男性。更直白公开地讲：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是专制和剥削的男性的垄断主义。
即使民族—国家的行为看起来像一个世俗国家，它并不回避利用国族主义和宗教的混合体来达到其目的。原因很简单：宗教在一些社会或某些社会部分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伊斯兰教在这方面尤其灵活。
然而，现代性时代的宗教不再发挥其传统作用。不管是基进的还是温和的信仰，民族—国家的宗教在社会中不再有使命感。它只能行民族—国家允许之事。宗教仍然存在的影响和它的功能性是民族—国家感兴趣的方面，可以被错用在促进国族主义上。在某些情况下，宗教甚至承担了国族主义的部分。伊朗什叶派（Shi’ah）是伊朗国家最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之一。在土耳其，逊尼派（Sunni）意识形态发挥着类似但更为有限的作用。
在前面简要介绍了民族—国家及其基本意识形态之后，我们现在将看看为什么建立一个单独的库尔德民族—国家对库尔德人没有意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库尔德人的斗争不只反抗宰制势力的压迫、争取自身存在的承认，还要从封建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库尔德社会。因此，用新的枷锁代替旧的枷锁，或甚加强镇压，毫无意义。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脉络下，民族—国家的建立意味着什么。不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就没有人民解放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建立一个库尔德民族—国家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选项。
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反映人民的利益，因为另一个国家只会造成更多的不公正，会更加限制自由的权利。
因此，库尔德问题的解决，需要寻找自削弱或推倒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方法。有历史的原因、社会的特点和实际的发展，以及库尔德人的定居区延伸到四个不同国的领土之上的这一事实，这些都使民主解决方法必不可少。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整个中东地区都饱受民主赤字之困。由于库尔德人定居区的地缘战略形势，成功的库尔德民主计划有望推动整个中东的民主化。让我们把这个民主计划称为民主邦联主义。
这种统治或行政管理可称为非国家政治行政管理，或无国家的民主制。民主决策过程不能与公共行政管理中的过程相混淆。国家只是行政管理，民主制则是治理。国家建立在权力之上，而民主制基于集体共识。国家的职位由法令决定，尽管它可能部分地以选举正当化。民主制采用直接选举。国家以强制为正当手段。民主制依赖自愿参与。
民主邦联主义向其他政治团体和派别开放。它是灵活的、多文化的、反垄断的和共识取向的。生态学和女性主义是核心支柱。在这种自治的框架下，需要一种替代经济，来增加而非剥削社会的资源，从而公正地满足社会的多种需求。
由于社会构成的矛盾，需要有纵向和横向的政治团体。中央、地区和地方团体需要以这种方式取得平衡。只有它们各自代表自己，才能处理其特殊的具体情况，并为影响深远的社会难题制定适当的解决办法。借助于政治联合来表达文化、族裔或国族特性，是一自然权利。然而，此种权利需要一个伦理和政治的社会。不管是民族—国家、共和国还是民主制——对国家或政府传统，民主邦联主义都对妥协持开放态度。它允许平等共存。
再者，民主邦联主义基础在于社会的历史经验及其集体遗产。它不是一种专断的现代政治制度，而是历史和经验的积累。它是社会的生活的后代。
国家为了追求权力垄断者的利益，不断地将自己导向中心化主义。而邦联主义则相反。不是垄断者而是社会成为政治关注的中心。社会的异质结构与一切形式的中心化主义都是矛盾的。明显的中心化主义只会导致社会的问题爆发。
在活记忆中，人们总是形成松散的氏族群体、部落或其他具有联邦性质的共同体。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保持内部自治。即使是诸帝国的内部政府也为其不同部分采用了多种自我管理方法，其中包括各种宗教当局、部落议事会、王国甚至共和国。因此，理解这点很重要， 即使是中心化主义表象的帝国，也遵循邦联组织结构。中心化主义模式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行政管理体系。相反，它是垄断者所需要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
将社会分成不同范畴，以及遵循某些模式的术语，是资本主义垄断者人为制造的。这样的社会并不存在。但其宣传存在。然而，社会本质上是政治和道德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垄断都是建构，违背社会本质，它们仅仅是为剩余的积累而努力。它们不创造价值。革命也不能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它只能在恢复受到侵蚀的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结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余的则由道德和政治的社会的自由意志决定。
我已经提到，资本主义现代性强制推行国家的中心化。社会内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中心被剥夺了影响力。民族—国家作为君主制的现代替代物，留下了一个虚弱无力的社会。在这方面，法律秩序和公共和平只意味着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权力在中心化国家中构成，成为现代性的基本行政管理范式之一。这意味着民族—国家是与民主制和共和主义相对而存在的。
我们「民主现代性」（democratic modernity）计划旨在作为已知现代性的替代草案。它建立在民主邦联主义的基本政治范式上。民主现代性是道德和政治社会的屋顶。只要我们错误地认为社会需要是同质的单一庞大实体，就难以理解民主邦联主义。现代性的历史也是四百年来以想象的统一社会的名义进行文化和实体种族灭绝的历史。而民主邦联主义则是自卫于这段历史，是对坚持多族裔、多文化、不同政治形态的历史的自卫。
金融体系的危机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内在后果。然而，新自由主义者改变民族—国家的所有努力都不成功。中东地区提供了有启发性的例子。
与民族—国家对行政管理和那种（the）权力行使的中心化主义的、线性和科层式的理解不同，民主邦联主义提出了一种政治形态，在其中，社会治理自己，所有全社会群体和文化认同都可以在地方会议、大会和理事会中表达自己的意见。重要的是能够凭理事会和讨论作出决定。精英式的、不以这些为基础的行政管理被认为是无效的。民主治理和全社会工作的监督是通过理事会群来完成的，后者无论是总的中心协调理事会（如大会、委员会或代表大会）还是地方理事会，都是多结构的，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
民主社会是建设民主邦联主义的方式。这是其民主性的根源。资本主义现代性破坏了政治的空间，因为它试图通过权力和国家机器来维持自己，它们越来越中心化主义，并扩散到社会的肌理中。因此，民主政治通过给予社会中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表达自己并成为政治力量的机会，同时改革政治的社会。政治再次成为社会的生活的一部分。没有政治，国家的危机就无法解决，因为国家的危机是由否认政治的社会所引发的。
民主邦联主义不仅有可能系统性超克源于民族—国家的难题，而且也是使社会政治化的最合适的工具。它既简单又可实行。每一个共同体、族裔、文化、宗教共同体、智识运动、经济单元等等，都可作为一政治的单元，自主地配置和表达。
不管是联邦还是自治，都应该在这个框架和范围内看待自我的概念。从地方到全球，每一个自我都有机会组成邦联。地方的最基本因素是自由讨论和做出决定的权利。每一个自我或联邦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有机会实施直接民主，也可以称为参与式民主。它的优势来自于直接民主的可行性。这是它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另一个原因。民族—国家是与直接民主相对立的，甚至是否定直接民主的，而借民主邦联主义这种形式，直接民主得以制定（consitituted）和发挥作用的。
因此，正当民族—国家压迫、同质化并拉开社会与民主制的距离，民主邦联主义模式则解放、多样化和民主化。
作为直接民主和参与式民主的干细胞的诸联邦单元，也是独一无二的而理想性的，因为它们具有灵活性，可以在必要时转变为诸邦联单元。任何政治的单元，这些单元只要是基于直接民主和参与式民主之上的，都是民主的。因此，这种政治功能，它发展自地方单元或作为一种全球性形构，可以称为民主政治。一个真正民主的体系是所有这些过程经历的明确表现。因此，重要的是要明白，即使在一个村子里，或者在任何城市的某条街道上，也需要有邦联单元。举个例子，各种直接民主的单元，像是生态单元或村庄联盟，还有自由妇女单元、自卫、青年、教育、艺术、卫生、团结和经济单元（unit），都应该联合（unite）起来。这个新单元很容易被称为邦联单元或联合（union）。当这一体系在地方、地区、国族和全球范围内应用时，很容易就能看出民主邦联主义是一个多么包容的制度。
本质上，民族—国家是一个军事结构实体。民族—国家终究是各种内外战事的产物。现存的民族—国家没有一个是完完全全自行产生的。无一例外，都有战争的记录。这个过程并不限于建立阶段，而是基于整个社会的军事化上。国家的文官领导只是军事机器的附属品。自由民主制甚至超越了这一点，将自己的军事结构涂上民主和自由的色彩。然而，这并不妨碍在体系本身造成的危机的高点上去寻求威权的解决方案。法西斯主义式的行使权力是民族国家的本质。法西斯主义是民族—国家最纯粹的形式。
这种军事化只能借助于自卫来推倒。没有任何自卫机制的社会，就会失去身份认同，失去民主决策的能力，失去政治的本质。因此，一个社会的自卫，不仅仅限于军事的层面。它还预设着维护身份认同、自身政治意识和民主化进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谈自卫。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邦联主义可以称为社会的自卫体系。只有自身基于民主政治，自身体系基于邦联网络，自卫才能应对霸权。正如许多霸权网络和帮派（商业、金融、工业、权力、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垄断者），也应该发展同样多邦联、自卫和民主政治的网络。
这尤其意味着，邦联主义的社会范式并不涉及武装力量的军事垄断，武装力量的唯一任务是确保内部和外部安全。它们受民主机构的直接控制。社会本身必须能够确定其职责。它们的任务之一将是捍卫社会的自由意志，免受内外部的干预。各单位的指挥机构应接受民主政治机关和各单元成员本身的双重监督。若需要提出和接受建议，变革是容易地达成的。
在民主邦联主义中，没有任何一种霸权争夺的空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尤其如此。霸权是经典型文明通常遵循的原则。民主文明拒绝霸权的力量和意识形态。任何跨越民主自治边界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于自治和表达自由的归谬（ad absurdum）。集体处理社会事务，需要理解、对异议的尊重及各种民主决策机制。资本主义现代性对治理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民族—国家的特点就是专断的科层决策，这与民主文明和现代性对治理的理解是截然相反的，后者按道德基础行事。在民主邦联主义中，领导机构不需要意识形态正当化。因此，它们不需要争夺霸权。
虽然民主邦联主义的重点是在地方一级，但也不排除在全球范围内组织邦联主义。相反，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诸国族公民社会的平台，根据世界民主邦联联合，以反对联合国，后者是超级强权领导下的民族—国家联合。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安全、和平、生态、公正和富有成效的世界，就需要在世界民主邦联大范围的共同体的加入。
民主邦联主义可以说是一种与民族—国家行政管理相对的自治。民主邦联与诸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既不应是持续的战事，也不应是前者同化为后者。它是一种诸原则的关系，根据的是接受共存的两个单独的实体。在受到干预和攻击时，它们不仅来自民族—国家，还有一般资本主义现代性，各个民主邦联应始终拥有自卫力量。
民主邦联主义不与任何民族—国家交战，但它不会在出现同化努力时袖手旁观。革命推翻或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不能创造可持续的变革。从长远来看，自由和正义只能在民主—邦联的动态过程中实现。
全盘否定或完全承认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民主努力都没有用。超克国家，尤其是民族—国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旦民主邦联主义证明了其对社会议题的难题解决能力，国家将得到超克。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民族—国家的攻击。民主邦联将在任何时候都会保持自我防卫力量。民主邦联将不会限于在单一特定领土内的组织。社会有意愿时，它们将组成跨边境邦联。
民族自决权（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people）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然而，一个国家的建立并不能增加一个民族（a people）的自由。基于诸民族—国家的联合国系统仍然效率低下。同时，诸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任何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民主邦联主义是属于被压迫人民的相对典范。
民主邦联主义是一种非国家的社会的典范。它不受一个国家的控制。同时，民主邦联主义是民主和文化的组织。
民主邦联主义的基础是基层参与。其决策过程在诸共同体。较高层级只协调和落实各共同体的意愿，它们派代表参加一般集会。一年内，它们既是喉舌，又是执行机构。但基本决策的权力在当地基层机构。
在中东，民主制不能是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帝国主义势力强加的，这只会破坏民主。基层民主的传播（propagation）是最基本的。它是唯一能应对不同族群、宗教和阶级差异的方法。它也能与社会的传统邦联结构很好地配合。
库尔德斯坦的民主邦联主义也是一场反国族主义运动。它要在不质疑现有的政治边境的情况下，通过在库尔德斯坦所有地区推进民主，实现人民的自卫权利。它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库尔德民族—国家。运动打算在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向所有库尔德人开放的联邦结构，同时为库尔德斯坦的所有四个地区组建一个伞形联邦。
国族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幻觉。然而，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将国族问题强加给社会。国族的社会取代了宗教的共同体。然而，向国族的社会过渡需要超克资本主义现代性，否则国族就将继续作为压迫性垄断者的伪装。
尽管中东地区过分强调国族有负面作用，但忽视社会的国族方面也会恶化难题。因此，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应该是意识形态的，而应该是科学的，不应该是民族—国家式的，而应该是建立在民主国族和民主公社主义的概念上。这种方法的内容是民主实体的基本要素。
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国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倾向在中东社会中得到了助长。国族议题不但尚未解决，反而在社会各领域愈演愈烈。资本非但没有培养生产性竞争，反而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强行发动内外战争。
社会主义公社主义理论将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在不追求权力垄断的民主国族框架内，它可以给一个经过血腥战争和种族灭绝的地区带来和平。
在此脉络下，我们可以提四个多数国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我是不想把各国族分入多数或少数的，因为这不合适。但出于人口统计考虑，我会说多数国族。在同样的脉络下，我们也可以使用少数国族这个词。
阿拉伯民族—国家有20多个，它们通过战争分裂了并破坏了阿拉伯社会。这是造成文化价值观异化和阿拉伯国族问题明显无望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些民族—国家通过战争不断地打碎阿拉伯社会，疏远自身价值观，消耗其物质财富。这些民族—国家之间甚至无法组建邦联制。它们是阿拉伯国族的难题性情形的主要原因。宗教动机的部落国族主义与性主义的父权社会一起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导致明显的保守主义和奴性服从。这种情况让我们没有机会提出任何问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问题——来以阿拉伯人的名义解决。然而，基于民主国族和社会主义公社的模式也许能提供解决办法。被阿拉伯民族—国家视为竞争对手的以色列的强大，不仅仅是霸权势力国际支持的结果。以色列内部强大的民主和公社的体制也起到重要作用。上个世纪，阿拉伯国族的社会已经被激进的国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所削弱。但如若能将公社的社会主义（他们并不陌生）与对民主国族的理解结合起来，那么阿拉伯人也许能够找到一个安全长远的解决办法。
土耳其人和土库曼人构成了另一个多数国族。他们与阿拉伯人对权力和意识形态有着共同的理解。他们是严格的民族—国家派，强烈的宗教和种族国族主义刻入骨髓。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土耳其人和土库曼人相当不同。土库曼人和土耳其贵族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贝都因人和阿拉伯贵族间紧张的关系。他们形成了一个阶层，其利益与民主和公社主义是相容的。土耳其国族难题相当复杂。对民族—国家权力的争夺，过分的宗教和国族主义，性主义的父权社会盛行，造就了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仿佛社会、民主和公社倾向都在极端国家主义和霸权意识形态垄断中被瓦解了。家庭被视为国家的最小细胞，而不是社会的最小细胞。诸个体和机构都在模仿国家。这些历史倾向导致了土耳其人和土库曼人共同体之间严酷的权力斗争。由于这种征服政治，社会内部也会出现类似的权力斗争。土耳其民族—国家的中心化主义权力结构及其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阻碍了民主和公社的倾向的发展和土耳其国族问题的解决。没有国家就无法生存，这是它向社会发出的信息。社会/个体与国家之间没有平衡。服从被认为是最大的美德。
与此相反，民主现代性理论为土耳其国族共同体们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框架。一个基于共同体的民主的土耳其邦联计划既能加强其内部统一，又能为其与邻国和平共处创造条件。在社会的统一方面，边境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意义。尽管有地理上的边界，但今天的现代传播工具让诸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虚拟统一，无论在哪里都能实现。土耳其各国族共同体的民主邦联可以为世界和平和民主现代性体系做出贡献。
库尔德国族社会具有的新发展出的丰富潜力是其斗争所带来的。在世界范围内，库尔德人是没有民族—国家的人口最多的民族。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生活在目前的战略定居区。农业和畜牧业，以及准备着利用山地家园的地理优势保护自己，帮助库尔德人作为一个本土民族得以生存。库尔德国族问题来自独立国族建国的权利遭到剥夺。其他人试图同化他们，消灭他们，最后断然否认他们的存在。没有自己的国家，有利也有弊。以国家为基础的文明的赘物，只是有限地吸纳了。这对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民主现代性是有利的。库尔德人的定居区是地缘战略上的重要区域，被四国边境分割，这也提供了战略优势。利用国家权力组建国族社会，库尔德人没有这个选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提供多少。今天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虽然有一个库尔德政治实体，但它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准国家实体。
近来，库尔德斯坦也成为亚美尼亚和阿拉米少数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家园。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群体在该地区定居。即使在今天，该地区仍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和信仰并存。虽然城市文化发展不大，但也有浓厚的氏族和部落文化的痕迹。
所有这些特性都是新的民主政治形式的福气。在农业以及水和能源领域的公社单元不仅理想，而且必要。这种情况对社会道德和政治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即使是父权意识形态也不像在邻近社会那样根深蒂固。这有利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女人的自由和平等将成为主要支柱之一。它还为建立一个符合民主现代化模式的民主国族、生态和经济的社会提供了条件。库尔德斯坦民主邦联的项目已有了实施的机会。面对民族—国家的死胡同，建设一个基于多国族认同的民主国族是理想的解决办法。新兴的实体可以为整个中东绘下蓝图，并渐渐扩展至邻国。让周边国族相信这种模式可以改变中东的命运，并将增强民主现代性创造另种选择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发展将等同于该地区与诸民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
波斯或伊朗国族今日的难题，可以从历史文明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介入中找到原因。虽然最初的身份认同是琐罗亚斯德教和密特拉教（Mithraic）传统的结果，但这些传统已经被伊斯兰教教派所废止。摩尼教（Manichaeism）是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及穆罕默德主义与希腊哲学的综合体而出现的，它无法战胜正统文明的意识形态。确实，它没能更进一步地培育反叛的传统。因此，它将伊斯兰传统转化为什叶派，并将其作为最新的文明意识形态。目前，伊朗通过什叶派的筛子，传递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元素，努力现代化。
伊朗社会多族裔、多宗教，拥有丰富的文化。可以找到中东的所有国族和宗教的认同。这种多样性与神权制的霸权主张形成鲜明对比，神权制培养了一种微妙的宗教和族裔的国族主义；统治阶级虽然执行资本主义现代性，但只要符合其利益，反现代的宣传也不会退让。革命和民主的倾向已被传统文明所整合。一个专制政权巧妙地治国。它在最紧张的国家和社会名单中名列前茅，包含了许多矛盾。虽然石油收入部分缓解了紧张局势，但伊朗的民族—国家主义有一最易瓦解之处。其自身与美国—欧盟霸权势力间的摩擦对此产生了影响。
尽管伊朗有强大的中心化主义成果，但在基层仿佛也有一个联邦的伊朗。当民主文明的元素和联邦主义元素交汇在一起时，后者包括阿塞拜疆人（Azeris）、库尔德人、俾路支人（Baluchis）、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伊朗的民主邦联」项目就会出现并变得有吸引力。妇女运动和公社的传统将在这里发挥特殊作用。
亚美尼亚国族问题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进入中东所造成的一个首要悲剧。亚美尼亚人是该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与库尔德人共享大块定居区。库尔德人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而亚美尼亚人则以城镇艺术和手工业，与这种经济互生。虽然有类似库尔德人的反抗，但亚美尼亚从来没有常设的国家机构。亚美尼亚人是最早接受基督教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对救赎的信仰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现代性欲求进入中东，将亚美尼亚人工具化，是一个战略错误。因为信仰基督教而陷于穆斯林多数派之下，最终因民族—国家的国族主义而化为悲剧。对中东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亚美尼亚人，却因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阴谋而成为可怕灾难的受害者。
犹太人之后，亚美尼亚人是主要处于离散的第二大民族。然而，在阿塞拜疆（Azerbaijan）以西建立一个亚美尼亚国家，并不意味着亚美尼亚国族问题的解决。种族灭绝罪的后果难以弥补。亚美尼亚人将永远持续找寻已逝的家园。因此，今天的亚美尼亚问题就是要努力找到失却的家园。其他民族居住在其寻找的家园里。任何基于民族—国家的概念都不能提供解决办法。那里既没有同质的人口结构，也没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所要求的明确边境。对手的思维还是法西斯主义的，然而，仅仅探讨相关原因不够，关注新的出路至关重要。邦联结构可以是亚美尼亚人的一种替代办法。在亚美尼亚民主国族的领导下，若能进行自我更新，亚美尼亚人不仅要继续在中东文化中发挥历史作用，还要找到解放的正确道路。
在近代，基督教阿拉米人（亚述人）也遭受了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这是中东文化的巨大损失。阿拉米人也是中东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中东文明中，阿拉米人不仅是基督教，也是贸易垄断的最初创造者。资本主义现代性将其工具化，导致与亚美尼亚人相似的命运。阿拉米人与库尔德人和其他民族共享一个定居区。因为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现代性，阿拉米人深化的孤立带来了悲伤的结局。这两个民族所遭遇的灾难不仅是由于土耳其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法西斯主义、种族灭绝行径造成的——勾结的库尔德人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阿拉米国族社会的问题的根源在于父权文明，但也随着基督教和现代性诸意识形态而进一步发展。要想有解决方法，阿拉米人的彻底转变是必须的。真正的救赎可能是摆脱古典文明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心态，转而拥抱民主文明，并更新其丰富的文化记忆作为民主现代性一要素，重建自己为「阿拉米民主国族」。
犹太人问题既是一个世界问题，也是一个中东的全社会难题。犹太民族的历史也表现了中东难题性的文化史。寻找驱逐、集体迫害（pogroms）和种族灭绝的背景板，相当于坐在文明的审判台上。犹太共同体接受了古老的苏美尔和埃及的文化以及地区部落诸文化的影响。他们巧妙改革这些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犹太部落文化。为中东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阿拉米人一样，犹太人也是自己帮助创造的文明传统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受害者。他们也应该尝试着在我试图发展的民主现代性诸元素中为自己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毫无疑问，犹太裔知识分子在这个方向上有进步的观点。然而，这还远远不够。为了解决今天存在的难题，要在民主基础上重新挪用中东的历史。在一个民族—国家主义的中东，以色列必然会不断地发生战争。口号是：「以牙还牙」。火是无法用火来扑灭的。虽然发现背后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霸权势力，可能会增强以色列的信心，但这算不上深层次的解决方法。巴以冲突清楚地表明，民族—国家模式无助于提供解决方法，反而使难题更加严重。
流了很多血，花了很多钱；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困难的遗存。巴以的例子说明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的彻底失败。
犹太人属于中东地区的文化传承者。遭到否定和种族灭绝，是所有人的损失。转变为一个民主国族，就像亚美尼亚人和阿拉米人，将更容易参与到中东的民主邦联中去。「东—爱琴海民主邦联」项目将是一个积极的开端。在这个项目下，严格和排他的国族和宗教的认同可以演化为灵活和开放的认同。以色列也可演化成一个更受欢迎的、开放民主国族。但毫无疑问，邻人也必须经历这种转变。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武装冲突使得现代性典范的转型似乎不可避免。没有这种转变，就不可能解决这些困难的社会难题和国族问题。民主现代性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体系提供了一种替代。
希腊文化在安纳托利亚的灭绝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二十世纪的前四分之一，土耳其和希腊两个民族—国家对等的强迫移民，产生了与种族灭绝同样苦痛的影响。任何国家都无权将民族赶出其祖先的文化区域。然而，这些民族—国家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它们对这些问题的非人态度。对希腊文化、犹太文化、阿拉米文化和亚美尼亚文化的攻击不断升格，而伊斯兰教则在整个中东地区传布。这反过来又造成了中东文明的衰落。伊斯兰文化始终无法填补新出现的空白。十九世纪，当资本主义现代性推进到中东时，它发现了一个由自身造成的文化沙漠。文化多样性也能加强一个社会的防御机制。单一文化体就不那么稳健。因此，征服中东并不困难。民族—国家所宣传的同质化国族的计划，对文化种族灭绝负有最大责任。
高加索族群也有不小的社会难题。高加索人一次又一次地移民到中东，并促进了中东的文化。无疑，高加索人为中东文化财富做出了贡献。现代性的到来，几乎使这些少数群体的文化消失。它们也将在一个邦联结构中找到可以接受的位置。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说明，中东的根本难题深深地植根于阶级和国家文明。中东的这些基本社会难题与结构性的全球危机一起，就变得更加严重。宰制的现代性的地区代理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更不用说能够界定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我试图定义的民主现代性诸要素代表了理论和实践的力量，能够阻止种族灭绝并捍卫生命。当这些力量立基于民主、经济和生态的社会，完成到民主国族时代（the Age of Democratic Nations）的转变时，中东文化中的生活就能恢复以往的魅力。
[1] A. Öcalan, The Roots of Civilisation, London,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