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反民主无治主义者们
副标题: 以佢们的原话
来源: https:/raddle.me/wiki/anarchists_against_democracy
备注: 本文援引的部分文本的作者容忍政府,如在自认“无治主义者”之余接受了国会议员职位,而自此又以“联邦主义”者自称的的蒲鲁东;如在1917年发表了表达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的实现的欣喜之情,随后又在苏俄统治下的生活中展示一番反国家主义立场的爱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贝克曼。无治(状态)的侵略性的混乱应该足以把那些自封了一些(不管哪些)身份的理论家的温暖明亮书房的四壁撕得粉碎,对吧?
本文编者见 https://raddle.me/wiki/_history/anarchists_against_democracy “User”一列。

      艾力格•马拉泰斯塔

      克鲁泡特金

      列夫•托尔斯泰

      阿伯特•帕森斯

      Monsieur Dupont

      亚历山大•贝克曼

      Proudhon

      Thoreau

      米哈伊尔•巴枯宁

      Lysander Spooner

      CrimethInc

      Shawn P. Wilbur

      伏尔泰•克蕾

      Andy Robinson

      Wolfi Landstreicher

      ziq

      William Gillis

      Moxie Marlinspike & WIndy Hart

      佚名

      Peter Gelderloos

      Uri Gordon

      Tasos Sagris

      Emma Goldman

      Bob Black

      Voline

      Lawrence Jarach

      George Woodcock

      野猫

      佚名 #2

      本杰明•塔克

      夏洛特·威尔逊

艾力格•马拉泰斯塔

但我们若有一刻不承认多数人支配少数人的权力,我们会甚至更加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支配所反对。坚持因为佢是少数所以佢是对的应该会很好笑。如果先进、已开化的的少数总是存在,那么落后、反动的少数也一样存在;如果超常的人类存在,那么早在佢们之前便有精神病人,特别是那些让自己无知觉地接受世事的骇浪的麻木的人。这无论怎样都不是个关乎对错的问题;这是对自由的发问,对全部人的自由,只要不侵犯他人的相等自由的就有的每一个人的自由。没有人能明判孰是孰非、谁更近于真相、哪条路对每一个和所有的人最佳。凭借自由获得来的体验是到达真相的唯一方法以及最好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犯错的自由,自由就不存在。 我们因而认为,多数人和少数人应该成功地以相互协议与和解,凭借对社群生活的实际需要、在状况需要之时的对让步的活用,和平、充满价值地一起生活。

多数派和少数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是为多数派的政府,也不是为少数派的;既不为民主,也不为专制。 我们是为警察制的废止。我们是为是全体的自由,为的是面向全体的,在无人拥有强制他人手段,全体都为社会的良好运作添砖加瓦时的,自由的应允。我们是为了无治。

既非专制者,也非民主派——无治主义者

我们不是民主派,因为——除却其他原因——民主会在或短或长的时间内引发专制和战争。 就像我们并非专制者那样,因为——除却其他的因素——专制激起对民主的渴求,激起民主的回归,而让人类社会在公开、残暴的独裁与哄骗性的自由之间摆荡的循环成为永恒。 所以,我们向专制和民主宣战。 [...] “人民的政府”,不,因为这推想之物——构成人民的所有个体意志的完全一致是永不可能发生的。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多数人的政府”。这昭示着少数人的存在,而佢们必须反叛,不然就得屈服于他人的意志。 而这不能证明多数人的代表在所有问题面前都有一样的意见;于是再次求助于多数统治的系统是必须的,而我们凭“被多数选民选出的人当中的多数派的政府” 向真相走进了一步。 而这样的政府已经与少数派政府高度相似了。 如果我们考虑选举是如何进行的、政党和议会团体是怎样形成的、法律是怎样被提出然后被投票决议然后被实施的,就能轻松理解理解普世通用的历史经验证明了什么:哪怕在最民主的民主政体里,微小的少数派也是永恒的统治者、以自己利益与意志的满足为目的的强制者。

民主与无治

广为人知的是,无治主义者们并不比接纳极少数人的政府(贵族制,寡头制,一个阶级或政党的专制)或一个人的政府(独裁,君主制或者个人专制)更接纳多数派政府(民主政体)。

无治主义组织的计划

克鲁泡特金

人们正越来越理解:多数派的施政和其他任何施政一样失败;人类探寻过,找着了解决这高悬的困难的新途径。

社会主义中的进程

尝试过所有政府的形式并努力解决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拥有一个“可能强迫个体屈服,令其服从于集体”的政府——之后,人类正试图从任何政府的束缚那里解脱,并以有共同目标的个体之间的自由理解回应佢们对组织的需要。

无治主义共产主义——它的基础与原则

于我而言,已经得以证明的是人类既非天使,也非威权主义乌托邦下想必会成为的奴隶——无治主义原则是唯一能实际让社会拥有成功的机会的。在我有幸读过的成千的社区历史中,我总是看到任何种类的选举政权的推行总是,无一例外地,与社区的被抛弃同时发生。另一方面,这些社区享受了部分或——罕见地——可观的成功:它们接受在乡会的一致决议之外没有别的的权利中心,像数以百万的斯拉夫农民和在美国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样偏好冗长地讨论一切,因为这可能给它带来一个一致决议。 总在小团体里生活从而能更真切地从中感知到追逐权势伴生的小摩擦的共产主义者们应该确然地抛弃推选出的委员会、多数派统治的乌托邦;佢们必须在数百年来适用于数万村庄社区的实践的现实面前弓身,必须记住在这些社区里,多数派统治与选举政体总是与分歧——而非凝聚——同义而并发的。

预想的共产定居点:到Tyneside或Wearside的新殖民地

列夫•托尔斯泰

100人中:1个统治99个是恶;10个统治90个是不义与寡头制;55个统治45个(只是理论上,现实中这些55个里有10个或12个奴隶主)就是正义,就是自由。 谁能想到比这更可笑和奇异的论述?然而这正是吹捧更好社会条件的人的基本原则。

爱的法律与暴力的法律

阿伯特•帕森斯

有个多数统治[...]比有个只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少数统治好[...]。但是统治的原则其本身就是错的;没有人有统治另一个人的权力。

投票箱的唬诈

Monsieur Dupont

每当一个无治主义者说“我相信民主”时,就有一个小精灵落在某处死去。 抛开罪责的、复检的民主信条像一大堆夏末的蚊子扰恼了激进想法的每一块碎片。但是无治主义圈子似乎极度倾于忍耐,甚至接纳,这种惹人发疯的鬼画符...... 圈子周期性地回到民主的信条的始作俑者们在自己分析里得出民主与希腊典范或者还权于民无关,它实际上由受激而起的连篇鬼话构成,比起雅典的苏格拉底更像洛杉矶的阿尼。这些革命者在佢们最醒的时分明确声明了资本与之行政的决定性关系,不过连这好像都不怎么够:把民主形式逆指为一种理想态的诱惑是难以抵抗的。 [......] 最激进的民主派想要建立佢们口中的真正或者直接民主制,佢们说它能把所有社会上发生的现象框到预想中的民众大会的尺度里去。佢们忘了一件事:哪怕佢们努力把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案指控为时弊之后,在左翼的长期的无尽摇荡里,大钱仍具有客观影响 [...] 激进和直接民主派似乎总被抨击,因为佢们忘了社会决策并不归根结底出于公众意见,而是对财产的拥有权。意见与主观价值观的浅层哪怕被系统化而成为大众运动,也全然并非反对所有权。这样的运动按下了写有“你说了”的按钮,但这按钮并不与任何东西相连;这样的运动在电话话筒前“让自己被听到”,而通话线路已被切断;这样的运动“为正义而起来”,而双腿已入流沙。请愿、游说、抗议、施压——通往空室的门是这样地多哇。 参与之迷宫最终显出原貌:对被疏远的意识的癖好。“一起加入吧”这话被专门设计来证明佢们大意的想法:佢们的议题是特别的,佢们这次真的成功反对了兜圈子的官厅,而真真正正的变革已然很近。啊,但是佢们并没有成功,变革也没有靠近——像激进分子已诊断出的那样,如果这种民主制是完全的经济异化的唯一信号,那么使用凭对并发症的随便利用来指出治疗方法的药实在很奇怪。 [...] 所以,如果现在已经确定民主完全就是把注意从一个阶级的经济统领那里转移开到另一个阶级的经济统治的彻头彻尾的把戏, 那么,在所有空想情况下,每一个民众集会都能从隐匿的力量、派系等等的不明的操纵那里保卫自身也不大可能(与集会越向民众开放和诚实,它就越对能对隐匿的影响作出反应恰恰相反 )。我没有发现任何既存的民主传统中如何避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和社会间的疏远——谁知道在那未曾言及的空间里藏了什么东西? 民主无法撕碎资本主义。 [...] 预判一部分现今的抗议运动的参与者——如果并非佢们全部——终将成为未来的企业家和政客并非那种诡奇的预言。这便是政治抗议的历史。法国、美国和俄罗斯的革命,甚至1960年代的抗议,在为普世解放而喊的口号的Birnham林后边把自私的、金钱的野心伪装起来。 许多充满活力、独立的灵魂已经进入了民主政治,声称佢们会让民主的实践符合它想见中的理想型。相反,所有人最终适应了存在于佢们跟前的事物。英格兰逆党国会议员Diane Abbott,只因其为佢们把孩子送入私立学校而惩戒新工党同事而出名,最终把她的孩子送入了私立学校。我不批评她;这是无可避免的。政治阶级是分隔开的,她的孩子只会成为一个目标,而特权的本质就是可以逃过其他人没得选的事。那些试图从内部改革特权的人最终成为它的受益者。于是无论为何,民主野心在无治主义圈子里被公然宣告也不奇怪了:那些与我们说话含义不同的自称无治主义者通过策动对选举的无治主义干涉而证明了自己的无耻事业。 当无治主义者为了声望宣告其民主派身份时,佢们便可以在大学研究部门里蒸蒸日上,佢们便可以步入共享的、荣耀的左翼传统,佢们便可以参与全球论坛,当佢们为自己的朽烂加冕,说道“我们也是民主派,参与式民主派”,佢们应该不会为民主在让人重登荣光以及——当然——抽取利益方面有多令人狂喜而吃惊。那些签下自己名字的人们将发现,佢们会发现自己,因民主和其背后的力量的敌意,以及无形的巨大、欢欣、油光满面酒气阶级的等等其他一堆东西上,归于沉默。

民主

亚历山大•贝克曼

威权的本质即是侵略,是上等意志的强加——它通常只在物理力量上是上等的。人为威权的威胁并不在于对它的潜在滥用:这大概可以避免;威权的归根结底的邪恶是对它的施用本身。它特性里的家长性越大,它的象征性符号便越人性化,而它的危险便越大。没有什么奴隶制比民主之话术的难以察觉的催眠更根深蒂固而稳定。它控制精神,令其注视标有“自由”的气球的旋转。最低光强十分频繁地安抚着带来忘却——哪怕是,对“骄傲飞翔的气球们除了气体一无所有,只不过是没有实质的儿童玩具”这样的模糊认知的忘却。 多数统治的民主政权是独裁的最后支柱;它是最后的,亦是最坚固的。这支柱的基础便是无治主义之斧正砍向的地方。

顺便一谈 (在 地球母亲报告 中)

Proudhon

什么是民主?国家的,或者说,国家之多数的主权… 实际上,没有政府内的革命,因为那些原则还保持着原样。现在,我们有着崭新的证据证明,哪怕在最完美的民主下,我们也不能自由。

什么是所有权?

“我们应该可以大方地总结出革命的公式不能是直接的立法,或直接的政府,或精简的政府——而是无政府。既非君主制,也非贵族制,甚至并非民主——它,虽以人民之名行动、自称人民,也当然意味着政府。 没有政权,没有政府,甚至没有大众之名——即是革命。直接的立法,直接的政府,精简的政府——全都是失败地企图返老还童的古老谎言。无论直接地或间接地,简单地或复杂地,统治人民永远是对人民的欺诈。它永远是一人命令另一人,终结自由的虚想;在存在即为答复的正义之位上,打断提问的暴力;为铺出投身和暴虐的基石的,固执的野心和妄断...”

19世纪革命的大略

每个观念都是为一系列定然作为其有机构件的名词所建立或证伪的,而那最后的一词最终表明了观念是对是错。如果进步并不单纯地在思想、行动上发生,而是同时在传统与行动上发生,它便构成了历史。这适用于政府权利的教条。 这教条的第一种表露出的形式是绝对权能的形态。这是至纯的,最理性的,最随心所欲的,最直截了当的,整体而言最不缺失伦理、最无法辩驳的政府的形式。 但是绝对主义,在它的幼稚表达中,是于认知与自由方面惹人生憎的;人民的道德观总是被激起去反抗绝对主义。革命让它的宣言在一连串的道德认识后被聆听。权利的教条便被迫一步步撤退;一连串越来越不足的撤退的最后——纯民主制或直接政府——最终是不可能而奇异的。那一系列里的最先的名词是绝对主义,最后的、命定的词是——随便哪种理解里的——无治。

19世纪革命的大略

社会主义者应该与民主想法彻底决裂。

入门券本的节选

Thoreau

投下你的整张票,并不仅仅一张纸,而是你全部的影响力。遵从着多数,少数派是无力的;它甚至不能被称作少数;但它在全力以赴时是难以抵抗的。

公民不服从

米哈伊尔•巴枯宁

长话短说,我们反对所有立法、所有政权,以及所有有特权、经批准、官方、法律的影响,哪怕是来自全面选举权的;它们已被证明只会变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剥削的少数,而与广大的被使役的多数的利益相左。如此说来,我们都确实是无治主义者。

什么是政权

Lysander Spooner

多数的意志,或者被臆测出的意志,是极权在今日最后的隐匿地。认定特定个人和家族受了统治其他人类的神圣旨意的纲领,正在快速被多数有统治少数之权的纲领所取代,被那个可能在它的实际操作中压迫得更少的,但也是在教条层面并非比那被急速取代的纲领错得更少、更不极权的纲领。显而易见的是,多数的本质中并没有亲手保证正义的成分。佢们和少数派们有一样的热情;佢们没有什么估计能阻止佢们和少数派们一样施行——如果佢们认为符合佢们的利益——极权的品质。 多数派有权去统治,或者单纯因为其巨大得多的数量,就去对少数派恣意施以权利——这概念满是虚妄。比起一个统治两个人的人所拥有的,两个人并不拥有更多自然权利去统治一个人。为其自己、为任意其他的需要佢们协助的人,任意的一个单独的人或人之身体多少拥有一种维持正义,去无视佢们自己的数量反对任意和全部其他人的不义的自然权利;多数派则无权去做超过这范畴的事。 相对的两派的相对数量同权利之问毫不相干。除了“多数派的意见应当拥有,不管其正义性的,法律之力”,或者换句话说,“多数的意志该是永远被推定为符合正义”之外, 再没有被朗声宣布的极权教条了。这样的教条只不过是那种大概作得出好事的教条的另外一种形式罢了。

论陪审团庭审

CrimethInc

但哪怕没有了总统或者市政厅,民主仍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是对自由的障碍。腐败、特权、等级制之外,多数派统治不只从根本上是压迫性的,而且悖论性地同时具分割性和同化性。 [...] 值得深思的是,以直接民主制为政府形式究竟意味着哪种乌托邦。想像它为了争取更多凝聚力来以共识过程(让所有人都同意)治理社会所将采取的那种的那种极权主义。继续说把事情化小为最小公倍数吧!

对民主的无治主义批评

哪怕党派人士已经吼响了民主大概会有的包容性,它在实际操作上总是要求一种分辨自己人和外人的方法。这可能是立法机关里的地位、投票权、公民权、成员身份、种族、性别、年龄或者街头集会的参与权;但是在民主的任何形式里,出于决策的合法性,合法的正式条件与一帮满足它们的人是必要的。 就此而言,在似乎提供了一个应该能包揽全世界的模范的同时,民主将它希腊祖宗的狭窄与沙文主义特征体制化。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已被证明与民族主义与国家共存得如此融洽;它预先假定了一个不被授予同等权利或政治作用的它者。 对于包容与排斥性的关注在卢梭写于民主之暮的具影响力的作品《社会契约论》当中显而易见。卢梭在这部作品里强调民主与奴隶制之间没有矛盾性。他提议,被拘束的作恶者越多,公民的自由就越完美。就像以赛亚•伯林后来所说的,狼的自由即是羊羔的死亡。这种隐喻传达的对自由的零和式认识就是权益与权利是被国家施予和保护的论述之根基。换句话说:为了公民自由,国家必须拥有极致权力与权限以施行完全控制。国家企图制造绵羊,维持着它狼的地位。 [...] 那些把民主宣扬为国家的替代品的人几乎不阐释这二者间的区别。如果你试图摆脱代表制、高压强迫和法治,再保留其他所有让民主成为行政方式的特征——公民权,投票,以及合法性在单一的决议机制里的集中——你最终保留了政府的程序,失却了那种令其生效的机制的程序。这将两个世界的最坏之物并合。它保证那些接近反国家主义民主而对它像国家一样奏效的可能性报以期望的那些人最终会失望,创造出一种情境——反国家主义民主制趋于复制一种动力,与小规模的国家民主制有所关联的动力。 最后,这是个必输的战役。如果你想以“民主”一词说的东西只能在国家的框架以外发生,那么使用一个已与国家政治相关联了2500年的词的会产生可观的模棱两可性。大多数人还是会把你想以“民主”表达的意思当成和国家相协调的东西。这给战略师团体和战术在公众面前重获合法性布下背景,哪怕在它们完全丧失信誉之后。多亏了它们关于直接民主的言辞,政党Podemos(“我们能”)和SYRIZA(激进左翼联盟)在巴塞罗那和雅典的被占领的广场上得到了广泛认同,而这只令它们走向政府的厅堂,如今在那里它们其他任何一个政党那样表现。它们仍在搞民主,只不过越来越高效、越来越有效了。没有把它们正在国会里做的事和人民曾在广场上做的事区分开来的措辞的话,这个过程只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当我们把当我们反抗国家时所做的事认定为民主的实践,我们便为我们的努力被更大的代议制结构吸收铺出道路来。民主不止是一种管理政府体制的方式,还是一种令其再生、使其合理的方式。当无法解决它们选民的问题一事昭然于世时,复数的候选人、党派、政权甚至政府形式都可以时不时被换下。这么说来,政府本身——这些问题的至少一部分来源——却可以存续下去,而直接民主不过是最后一种重塑其形象的方式。 哪怕没有熟知的国家陷阱,任何形式的政府都需要一些方式去确定谁能参与决策、以哪种方式参与——重申一遍,就是谁可以被算入“民”。这样的契约可能在一开始模糊不清,不过它会随制度越来越成熟、赌注下得越来越高而越发具体。如果没有强制性的决策——没有“主”——政府的决策程序就不比人民自主的决议更有份量。这便是寻求没有国家的政府这一计划中的悖论。 这些矛盾在默里•布克钦的把自由意志地方自治主义当成国家政府的替代品的公示里明显得刺眼。在自由意志地方自治主义里,布克钦解释道,一个贵族的、毫不隐晦地先锋队式的、被法律和宪章管辖的组织能够以多数决议投票。它将参与市议会选举,以建立一个取代国家的邦联为长期目标。一旦开始建立这邦联,成员身份就得绑定,哪怕参与的自治市想退出。那些试图保持无国家政府的人们很有可能在最后得到一个类似国家,但名字不同的东西。 那么,最重要的差异不在民主和国家之间,而是在政府与自决权之间。政府是在给定空间或政体内的权利的实操:无论程序是参与式的还是专制的,最终的结果都是强加控制。与之形成对比的自决权则以自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潜力:当人们一起参与这个程序时,佢们并非在相互统治,而是促进自治权的积累。自由地达成的协议无需强迫,把合法性集中到一个体制或决策程序里的那些系统才总是需要它。 用民主一词来表达国家本质上不受欢迎的观点相当奇怪。适合表达这个观点的词是无治主义。无治主义拒绝所有排斥与统辖,追求对权力结构、决策程序、合法性这一概念的激进的去中心化。这无关以完全参与的方式进行统治,而关乎让一切形式的统治无法施行。

从民主到自由

Shawn P. Wilbur

对我而言,似乎明确的是:所有试图把民主纳入无治的论述总有些在原则方面的迷惑,或者对原则和实践的混淆。不幸的是,这样的混淆通常与那些对无治本身不可能的论证企图——像是恩格斯凭结合权力与强制力蔑视反威权主义者的企图——十分类似。对我而言,不那么明确的则是为什么那么多估计有些无治主义观念的人竭力奋斗以求完全接受无治,但那又并非是因为无治的内在固有挑战不可被一眼望穿。而我就是不清楚为什么那些对无治的可能性与值得向往的程度有质疑的人会欣然接受无治主义。

无治和民主:检视其分裂

伏尔泰•克蕾

[革命战争中的美国人]于是在与现代美国获得无政府理论的背景相同的社会学背景下获得政府的最小形式;具体来说,那政治理想就是平等的自由。而其中的差异则栖身于平等之自由的极近似值应该由多数在那些涉及哪种(那种佢们认为能凭单纯摆弄选举就可以保护的)团结一致的行动中保护才好的信念,以及——另一方面——多数派之治既不可能也不受欢迎的信念;任何政府,不管其形式,总会被极小的少数操纵,就像美国联邦和州政府鲜明醒目地证明的那样;选举人们会在佢们将会公然蔑视的选举前大声宣示对组织的忠诚,仿佛乐在其中;哪怕强加以多数派意志,平等之自由也可能将之颠覆:在最好情况下,转而加入那些乐于管理公共事务而不强迫不感兴趣者或者反对者的人们组成的自愿的联合会保护它。

无治主义与美国传统

多数统治的原则,哪怕承认它能被变得可实行——它在任何稍大一些的尺度上就不能如此了:在名义上的多数派之位上进行统治的总是真切的少数派——但哪怕承认它可以实现,它本身也定然是流毒;唯一值得欲求的社会状态是没有人会被强迫接受佢不同意的安排的。

我为什么是个无治主义者

Andy Robinson

无治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因为无治基于一种主动的欲望政治,而民主一定是被动的,并维护着工业社会以及——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镇压性逻辑。我对欲望政治的设想是从被动——由压制愿望本身的原始欲驱动——那里,对主动欲望——主动与世界相连的欲望——的解放。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严重依赖于被动的纲要。无治的要点在于不仅反对因这些纲要而产生的宏观社会的形式,还要反对作为这些形式温床的微观社会的情感/心理构成。 民主和欲望政治可能看起来是互补的,但事实上它们背道而驰。原因是欲望政治包含了表达的立即性和对压迫地执行的散漫排斥的反对,而民主意味着作为它基本逻辑的一部分的对少数的排斥与压迫;少数派被阻止去野性地立即表达——佢们永远在多数占上风的系统的条框里保持着“忠实反对派”的地位——就是民主的必须部分。正因如此,民主反对欲望解放,单纯以一个有着十分有效——因此也十分阴险——而格外强大的招安的意识形态之姿运行。 民主已经到了意味着三个当代政治中不同的的东西的地步了。首先,它意味着“由人民统治”——字面意思。其次,它意味着更具体的,由多数统治——反立于少数统治(当然,隐然地,还反立于对统治的拒绝,以及既作为少数被多数统治的拒绝,又是对统治多数的拒绝的——无治)。第三,它被用于指代一个常见于接纳自由主义观点的社会的体制构成的复合体。只有民主的第三种含义,而且仅适用于“法治”暗示的语境下被“法治”与国家权力所暗示的那种,暗示了少数权益。在以上的含义当中,民主都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具体实例——或者不是,就像一些无治主义者暗示的那样,而是一种对国家权力的批判或者一种无治。无条件的多数统治决不与无治相容,因为它意味着了不同程度的压迫。

民主对欲望:在计量的政治的范畴外

Wolfi Landstreicher

Dominique Misein的“较轻之害”揭露了对于民主体制来说的十分基础的逻辑——妥协与谈判、平庸与苟且的逻辑——是怎样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浸透到让梦想与欲望逝去、热情消失(凭较轻之害,人们能感受到什么的热情?)、革命失去所有意义。这种对于所有生命的支配正是那资产阶级强加的参与式社会体系的目的。透入生活方方面面的浸润让民主秩序是最成功的、空前的社会体系。在“那是谁?”里,Adonide对比了古典专制和民主体制——在它之下,人人都可以因她只不过是偌大社会机器的一个轮齿而为佢们自己辩解,而作为个体的自决权之基础的个体义务似乎消失了。 目前,资本主义及那与之相偕极佳的社会-政治体系——民主——支配着地球。它从根基侵蚀真选择、创造力和自助活动......对于个人如欲创造生活、对于被剥削者机智地起义对抗剥削来说必不可少的一切。正因如此,必要的是我们当中所有想要让生命成为自己的生命、活在每个个人都能够拥有她用来创造她想要的生活的一切的世界里的人去停止索求这系统去发展成向它自称的那样,相反,为了消灭它,去发动对它包括民主的所有方面的攻击。这一刻,这样的暴动正是真选择、自决权、个人义务的最真实的表达。 那么,当我们需要与他人共事,需要决定做什么的情况呢?我们会在每种情况下找到不让这种程序变为一种值得奋进而求的体制或者理想型而做出最佳决定的方法。决策程序是需要时拿起,不需要时放下的工具;民主是一种来支配生命的一切的社会体制。 民主长什么样?你投的咄咄逼人的暴政那样。

这就是民主的模样

民主体制服务于权力,这事实在我们检视民主参与的本质时变得越来越明显。民主是以“总体福祉”优先于个人的需要与欲求这认知为出发点的。这种集体主义认知早在资本主义的早年,诸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杰和里米•边钦的效益主义哲学家的文章里奏效的时候便存在了。于是,把决定分离于行动的政治决议程序。决定和决定的实施必须被分开,以保证“全体的福祉”确然是以此达成的东西。 但是这“全体的福祉”是什么?实际上,它可能早就被称作“没人的福祉”了。在民主体制内,用于找到“总体福祉”的方法是集齐冲突方或者佢们的代表,去谈判以达成和解。但和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每个人放弃一小点这个,抛弃一小点那个,牺牲一些其他东西(把一些得势者能比大多数牺牲更少的事实放下不论),直到佢们曾在第一次渴望的什么东西消失在在民主的“总体福祉”的雾霭里。于是这就是民主的均等:每个人怀着均等的失望离开谈判桌,均等地不满,抱着对事实上至少别人和自己失去得一样多的均等的宽慰。最终在这个过程中得利的只有权力、国家和资本的的双头蛇。 [...] 观点,扁平化的从现实生活那里分裂出来的想法,给我们一种自由的幻觉。说到底,我不是能表达我的观点吗?我不是能留个言吗?这就是推想内的民主的美。观点演进所需的程序,这把想法从生活中分离出来,把它们扁平化为茶酒闲谈和民调的出发点的程序,正是被民主借来自证高尚的一般共识的出发点。民主以一个于异于其他政治制度的,允许自由讨论政治制度的政治制度之姿出现。这种建构决定了这种讨论首先会有明显成果。更不明显的是被拒之门外的观点:拒绝任何政治制度。 从所有这些看来,民主背后有一套议程其事想必已经昭然。它经营的“总体福祉”的目的实际上是现行社会秩序的良好。在我们都都被这秩序剥削和支配的事实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相同点?所以这“总体福祉”事实上意味着对延续剥削和支配的维护。通过把我们拉入上述的捏造的参与的程序,民主成为了史上真正最极权的政治制度。我们的生命便被它的其他政治制度无法完成的程序所定义。这就是民主制是最契合资本需求的国家体制。资本需要浸透生活的所有瞬间并以经济定义它们。做到这一点需要人类本质的变形,把活生生的个体转化为生产-消费者的变形。凭借把自我创造的个人变形为国家的公民,社会机器中的一个轮齿,民主事实上帮助了资本去完成它的计划。 所以,实际上,这就是民主的模样:无生机的空虚存在,惯于不在我们选择之列的相同活动的无尽重复,被施以代偿而能去在闲聊里谈及我们不能做的事。让无治主义与这可怜的理想合流会创造出薄如蝉翼的革命。让无治主义与之合流将浇灭我们生命中的全部至臻热情,留下一个取悦学界和文化理论家的半途而废的大头画。我们的革命无法借这样的垃圾想法得到成长;它必须从不会把生活折中处理的那些人的强大梦想那里破土而出。

《主动不服从》选文

ziq

民主是多数派的暴政,不管你怎样装点它。实际上,所有形式的民主都曾被某个多数群体所用以控制抑或命令某个少数群体。所有形式的民主都曾被用于削弱自主、压制自决、豁免统治者对其行动的责任。一个统治者怎会在“人民”选举佢们、许可佢们去行使恶业的情况下对这些恶业负责呢? [...] 让所有人一致达成同意的无果尝试是政治行动的老官僚伎俩的最新形式。在几个小时的激情辩论、达成一大堆妥协后,所达成(假设它真的有被达成)的共识大概率会比起它一开头的模样简单得多而对群体里的哪个人都没什么好处。为有凝聚力的行动而做计划将会在妥协让步、温吞的凑合以及最终的停止之后变得恼人之举。这全都是因为计划者觉得在实行前需要获得全是唱反调的人的委员会的批准。 无治主义者们总是反对君主制,一人的统治。我们总是反对寡头制,一小撮人的统治。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反对民主制,一大群人的统治?为什么这一大群人就该决定你我的生活?是个统治者的统治者是统治者。民主被社会中的精英实验性地用作武器。通过把民主与精心制作的宣传合二为一,位高权重者便能控制选民并操纵佢们去投下违背自己意愿的一票。

无治主义者支持民主吗?

民主整个的主旨就是把个人的责任转移到没有形质、无法打倒的体制那里。民主的体制拼命地劝说个体,让佢相信佢没有比在体制预审过的统治者A和统治者B之间投下一票更多的自决权。 看吧,只有体制能服务于你,公民。相信体制吧。体制棒极了。别跟体制作对。你没法击败体制。向体制求自由吧,你可能会得到点什么——如果体制尚自认慷慨的话。

无治主义者在选举中投票吗?

William Gillis

“大众之治”很明显是一个和“没有统治”相冲突的概念,除非人已被削弱到接受自由主义的虚无主义和叫嚣的对“统治不可避免”的信念的地步,或者甚至到了入伙法西斯主义者和用“权利关系无法被哪怕限制,只能被重组”的意识形态鼓吹来压制自己道德感的别的威权主义者的那种程度。 [...] 那些声称民主可以与无治调和的人似乎要么是雄辩的机会主义者——严肃地搞错佢们能利用和该利用的东西——或者那些似乎严肃地停止了与无治主义热情的结盟的人,把“没有统治”当成暧昧不决的空话而非引路星辰。[...] 让我们搞清楚;如果无治意味着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么很多人并非真正的无治主义者。至少暂时不是!佢们不相信无治是可行或者哪怕可想的。这反映在佢们自己对”无治”一词的频繁抗拒与暗讽,比起潜藏的无统治世界的概念更倾向于其所见的用“无治”这词建立的积极联系。比起我们现在的社会,佢们更想要常与无治主义相关联的事物——不含推演出它们的核心。我有段时间曾乐观地以为这种人应该会转移到含义更广的“水平主义者”一词所指之内。事实上,对佢们更好的描述是小政府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群想要更大敞胸怀、更友善、更扁平、更本土、更反应灵敏的,让人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参与者而不参与世界上历史性的暴虐的,国家。 [...] 如果无治主义意味着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当然不会仅仅是一个让人乐意的开放尝试。无治并不意味着少量统治;它意味着没有统治。虽然我们向着理想作出的努力是渐近线一般的,但无治主义的全部论点事实上就是向着目标努力下去,而非撒手不干,停在一些随意的“已经够好了”的凑合。这样温吞的热情正是那在历史上定义了与我们形成反差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东西。 而再深入一步是必要的,因为“民主”并不单树起了凑合的危险,还构建出了威权主义的独一无二的维度。“由全体统治全体”的纯粹表达大概是比“有社区大会的瑞典”更糟糕的地狱。那词源本身似乎正最好地反应了所有人制约、支配其他人的噩梦情景。如果我们寻求把词语和最明显、最自洽的概念配对,那么“民—主”的最准确的表达大概是所有人都被在其他人身上栓定,在我们的邻居勒走我们肺里的自由时把我们对佢们的束缚加紧。

对统治权的废除还是由全体统治全体?

Moxie Marlinspike & WIndy Hart

无治主义者的明显之处是通过证明思想与行动、欲望与满足间直截了当的无阻的连结。我们拒绝所有切断那连结的程序——例如私有制、交换关系、劳动分工,以及民主。我们把那断掉的连结称作疏远。 热情与欲望只在它们真正确然是我们生命中的力量时是一种欢愉。但在这种疏远状态下,它们不可避免地被我们的存在之姿并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的认知给缄默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梦是单单做给梦想家的,因为我们的追求被行动的不可能性永久地包裹了。于是这样罪恶地,当我们与推动我们向前的欲望与热情之间的连结断掉时,我们屈服着苟延残喘,不再有可能夺回我们生活的控制权。哪怕是欲求改变对疏远奏效的物质与社会条件也会被回以这种屈服与无助;而这些条件也自然毫发无损。 社会于是分为被疏远的人,那些被剥夺了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能力的;控制这些剥夺程序的人,那些通过积累并控制被疏远的能量以复制现行社会与佢们自己在其中的统治者地位受益于这种分离的。 [...] 所以我们,出于民主的单纯存在便维持了这种我们极力废除的分离,由衷地反对民主。民主除了维持被疏远之力的存在什么都没做,因为它需要我们的欲求分离于我们的行动力;任何参与这体制的企图只会复制它。任何形式的民主政体都通过选举——把人的想法、思维、自立、自由转交给某个外力的必需品——来做决策。把权力转交给推选出的代表或者着什么面目模糊的多数人没什么不同之处。关键在于那权力不再是你的了。民主已把它转交给那群多数人了。你已经被疏远于凭借与周边人自由协作来改变你的存在状态的能力了。 在这有个重要的区分。“党”们在它们声称代表他人利益方面是“政”的。这是对疏远的声称,因为当谁带着代表我的声明而得势时,我便与我行动的自由分开了。在这种层面上,无治主义者是反政治的。我们不对一个新的对疏远力量的声明、新的统治、新的代表制、政权更迭或者围绕着疏远之力游荡的任何东西感兴趣。如果有人声称代表你或者是一股解放你的力量,那应该是个警告。我们是反政治的,因为我们在乎对个体们力量的自力组织。对自力组织的激动热情是与民主一大堆的形式里的任何一个都毫不相干的。[...] 当民主框死了我们的讨论,迫使我们去在它的标准下讨辩论,所有改变社会政治环境的行动便只能通过它的方式进行,只会达到那些它会许可的结果。因为这些,统治阶级不费一点专门的工夫便让民主自我复制。“多数统治”的民主制度鼓励着被疏远、剥削的阶级以为佢们拥有控制权,即使那控制权仍安全地被把持在在疏远、剥削的阶级手里。哪怕最明显的冲突也会被忽视,因为体制已然把自己的存在与自由等同,并把自己的存在移到了可质疑的念头的领域外。通过自称自己是个人和社会自由的首要条件或第一原则,民主表现得像一个不容审视的、标准宽松的、好说话的,公共福祉的来源。

对民主的无治主义批判

佚名

民主,当代最广传的政治支配(相当于最基础也最复杂的对国家的表达方式)的形式,建立起了一个威权、推卸责任、思维屈从、对于剥削与贫穷之源的资本主义经济理想的法律框架。 正因这些原因,还有面对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近年来愈加涉及抗议与不服从的对更多、更好的民主的烦人要求——几乎总是最终把真正的、激进的斗争划入其下的要求——我们在最近几年发起了一场反对这被民主所指代的支配并驯化的凶害的行动。[...] 民主基于某些由于作为真理被重复了一千遍而不再错误的原则,把自己合理化;对它的合理化是如此地内化,连它的反对者都相信它的原则。一想到这体制本质上的好在人们的思想里是多么深深刻入、岿然不动,便以为变革似乎是不可能的了;似乎这时节没人提出任何其他组织形式——哪怕其他生活方式。

反对民主

Peter Gelderloos

和出生在贫民窟的人,或是为逃脱贫困或迫害而移民的人,或是没有机会得到好教育而每天工作在折磨人的、没有尊严或尊重的危险岗位上,只为支付便宜的棚窝与稀少的食物的人去谈论自由和民主有多荒诞? [...] 不过,通过简单地指责受害者们懒惰得不足以把佢们自己拖出贫困拒绝这些对无权力的声明,或者为佢们走民主程序,通过请愿、投票、撰文和其他所有现成的方式去治好这声称的不公,也都是简单的。当然,如果那些用指责生于贫民窟的人们没克服种族主义和贫困的脱口秀和观点投书来引导全国意见的享受特权的白人专家手头没有至少一点民主是如何运作起来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历史范例,事态会更滑稽。但在我们的历史书充满了受压迫的人群以民主程序争取到平等的范例。所有人都知道马丁•路德金和民权运动,而且正如随便哪一个小学生会告诉你的那样,这故事有个好结局,因为黑人争取到了佢们的权益。 跟经年的偏见相反,民主程序广为传播了——么? 事实上,民主程序早就在19世纪成功地正式击败种族主义,那时我们的政府给予了不分种族的完整权利——至少在纸面上。在1954年,民权运动值顶峰之时的十年以前,最高法院已下了承认了平等权益的指令,以回应NAACP(有色人群)的不懈的在民主管道内作出的努力。但是,美国的种族关系仍未被真正改变。所有经由民主程序争取来的改革都是象征性的。直到黑人开始集会——这时常是非法,在民主程序外的——那以民权运动之名为我们所知的运动才完全成型。民权运动用非法行动(“公民不服从”)与迫使民主程序作出改变的法律压力;直到种族暴动在每个大城市发生,战斗性越来越高的黑人组织成立,白人的政治门派才开始与类似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长老会议那样的这运动当中的和平主义、中产阶级的成分合作。 那政治和解的成果是什么呢?在美国的有色人种任面对着更高的失业率,更低的薪水,在得到良好住房、医疗方面方面的更大困难,更短的预期寿命,更高的监禁率和警察施暴率,政府、企业领导里和媒体(除了作为好莱坞里的反派或者电视剧《条子》里的罪犯)上不成比例的代表。事实上,Kenneth Clark博士,Brown v. 教育部一案胜利的关键的对隔离造成的对黑人学校学徒的影响的研究的贡献者,称在1994年美国学校将比它们40年前那样更为分隔。白人至上仍存在于美国生活的每个领域。 民权运动具体达成了是什么?到白人占多的体制去的升迁集会开放给了少数黑人、拉丁裔和亚裔,特别是那些欣然接受白人至上主义现状的保守意识形态的,比如大法官Clarence Thomas,积极补偿行动和其他减轻种族不平等的法案的反对者,或Colin Powell将军,乐意怀着对佢们生命的忽视轰炸外国的有色人民的。所以,马丁路德金死了,但他的梦实现在不成比例地小的屈指可数的黑人和拉丁裔国会议员、一两个在Fortune 500企业工作的有色CEO,以及时不时的描写诸如Cosby的宽裕、中产阶级的免于警察暴力和经济剥削的黑人家庭的电视剧上。 这政府保持了它的白人至上主义的性子,而更重要的是,它如今比它在民权运动前更强,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没有了种族冲突和压迫所激起的造反的威胁;一些象征性的有色人民升入高位,制造出平等的幻象,但在整体上有色人口仍被困在廉价剩余劳动的人员预备里,被体制随需求利用和虐待。所以,当我们思考政府怎样回应民权运动、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哪类改变时,越来越明确的是:比起给予被压迫的人群哪怕一点真正的解脱或有意义的解放,民主程序在把那些权力者救出潜在险情方面更奏效。[...] 打它的根底,民主制就是个威权主义、精英主义的政府,被设计来一边创造出对象们真的是社会的平等成员,于是决定着政府政策,或至少被它善良地代表的的幻象,一边制出一个有效的统治联盟。民主政权的根本目的,与其他任何政权相同,就是维持统治阶级的资财和权力。民主是在允许提倡各种控制的战略的统治阶级声音有更高多样性方面是创新的,在允许作出调整以在变化的情况下维持掌控方面是“进步”的。 证明这个理论最确定的方法是观察民主政权的被压迫或丧权的公民与支持富裕、掌权者的利益相对地支持佢们自己的利益的历史例子。如果自由主义关于民主的神话是正确的,被压迫者会相当地被代表,政治代表将支持佢们的利益,而一些公平的妥协也将在特权者和被压迫者之间达成。如果进步主义者和其他改良主义者的“体制是根本上好的,但因为许多可以被恰当立法解决的原因而腐败”的信仰是正确的,那么富裕者和有权者将接受被推动来达成正义的立法和行政程序当中的不义的好处。如果我们断定民主的威权主义、精英主义的本质的猜想是正确的话,哪么许多权力体制将合作起来分化反对派、博得改良主义成分,并用任何所需手段,包括宣传、诽谤、骚扰、袭击、冤判的监禁和暗杀粉碎剩下的反对派以保持控制。

民主是什么?

从民主概念的最根本之处来看,“民众统治”一直以来都是种增加政府计划的参与度的方法,而“人民”总是将奴隶与在国界或里或外的外国人阶级排除在外。自由之问不在于谁在统治,而在于是否有任何人被统治或者是否所有人都自我组织着。

关于美国占领运动的反思

人们需要把“民主是个好东西”清理出佢们的头脑。真正的民主并不杜绝奴隶制。真正的民主意味着资本主义。真正的民主意味着父权和军国主义。民主总是涉及这些东西。没有哪个准确无误的民主史是给得出反例的。

未来的症结

Uri Gordon

历史上,民主并非一个无治主义者与到佢们自己的目标与实际行动挂钩地使用的词。纵览19世纪和20世纪杰出的无治主义活动家的文章,不难发现在佢们可以说是鲜少的使用这个词的场合,“民主“都被用来表示它的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意义,被用来指代实际存在着的资产阶级国家之内的民主体制和权力。 [...]联系无治主义与民主这一作法在1980年代 前后才借布可钦的文章而出现。 当然,把无治主义和民主相联系的作法是一个双刃的强词夺理的技巧,以提升无治主义对各个主流人群的吸引力。这技巧的首个组成部分是把自己紧紧栓牢于民主在建制政治话语里现有的积极涵义。攀上被媒体、教育系统和日常言论广泛支持的一词,“民主”,的美名,就此便孕育出了一个积极印象——而非对无治主义是漫无目的而混乱的这负面(或错误)的印象。这并不是在取悦哪套具体的体制或者决策程序,而是在取悦把民主与自由、平等、团结相联系的作法——是在取悦观念,它们生效于民主被二元地放在专制的对立面,被当作把西方的“自由国家”区分于其他政权的东西,而被拿来庆贺之时。 这技巧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颠覆性的:它试图把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给描述为实际是不民主的,给出的原因是它们让人民的决策权被疏远于人民,又把这权力置入精英之手。这相当于说被主流受众拿来与民主——代议者政府——联系的体制和流程实际上并不民主,或者至少佢们声称代表的成就是非常苍白、具现的。这技巧的强词夺理的目的总结来就是在受众之中制造对被骗了的愤怒:当对“民主”的情感联系稳固了,对它实际上存在的相信也就被否定了。 如今这技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概念上的,另一个则更具体实在。概念上的问题是,它制造了一个对民主的真正的一己之见,其野心大到把所有被归在这术语之下的几乎所有政治经验全部排除——包括代议者全都没有严格的职权、无法被立即召回的投票制度。借声称现行的“民主”政权事实上完全不民主,而唯一配的上其名字的民主实际上是无治主义社会的某种,无治主义者们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请求着人民去重置佢们对民主的理解。维持这种新用法的逻辑连贯性是可行的,但是不管怎样,它太被罕见化了,而与那通常用法相反,它作为主流意见的中轴的潜力是会备受质疑的。 第二个问题则更为严肃。同民主联系起来可能仅仅是想吸引其平等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的涵义,而与此同时它还糅合了无治主义和它试图推翻的于民主的骄傲。这不单取悦了抽象的对参与式体制的设计,还取悦了恢复自美国革命传统的参与式体制。布克钦在这方面相当直白,当他号召无治主义者“去说革命的话语”而一边发掘和扩大它们的自由意志主义内容。 取悦对美国政治制度在一个大众的、民主的革命当中建立、真正地由自由与平等驱动的共识性意见正是企图对准现存的爱国主义观念——哪怕它强调了这之中的颠覆政权的结果。Milstein甚至援引了亚伯拉罕•林肯的《Gettysbur Address》,当她批评改良主义的“借被局限与中立化的民主的概念,那民主既不属于人民或发自人民,也不为了人民,而是借了大概的人民的名义之处,来奏效”的作法。这是个危险的举措,因为它依赖于对爱国主义观念的自我限制的批评,还让那些它所取悦的建国神话得以毫不撼动于一些批判,那些对捏造的集体身份、殖民式排斥的批判。注意着洗白种族、性别和其他曾是“创造了这国家的历史性的时间”的一部分的不平等,Milstein只能拿出一个不具体的“冥思被压迫者和美国革命的解放行动之间的关系”的豪言壮语。 既然那取悦是对准非无治主义参与者的,那么基本上没什么可以保证那冥思的内容实际发生。这被取悦的爱国主义观念更多是一个更大的民族主义的叙事,几乎不参与去殖民批判的那种东西(而它本身应该会在公民身份和公共空间的概念的西方启蒙运动源头方面被广泛质疑)。直接祈求于美国政治制度的早年来庆贺民主可能终于强化,而非质问,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所以我们回到主题:对于在美国和西欧的无治主义者们来说,决定使用民主的语言出于一种欲望,那种激活和推翻一种归根结底是友好于建制的爱国主义形式的欲望;它易于固化它试图粉碎的民族主义观念。无治主义者总是有个大众印象方面的问题。不值得冒着这样的风险去试图通过主流民主和民族主义的观念来解决它。

民主:爱国的勾引

Tasos Sagris

民主让你保持恐惧,恐惧藏在你的部落,你的民主社区,你的国家里的民主的敌人。民主创造你生活中的边境,而你现在不得不亲自保护这些边境。这些边境是想像的,是社会造物,但是战场上的你的尸体是真的。民主把其余的人性排除出你的社区,还筹备了一支包括你的军队以杀尽所有被排除者。在你拒绝为民主去杀戮的那一刻,你亦被排除。 [...] 民主是保守的部落技术,是曾被某些希腊部落用于复制自身的技术。它从不允许你与众不同,除非你逃出了那些部落。而在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国家在全世界范围有着绝对控制的今天,没有什么除了摧毁民主之外逃离它的方法。 哪怕知道了所有的这些,一些人还是为民主辩护。佢们想要民主的一种不会终于寡头制的形式,就像21世纪共产主义者当中搜寻着不会导向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的那些。但是所有国家的国父们站在所有形式的民主之上,如同不言自明的常规那样赞许地观察着——剥削状况一模一样,新面孔在权力体的旧职位上。 只要我们害怕切断这秩序之根,这世界就决不会有改变。民主是那些害怕步入自己欲望、自己力量的未知领域的人们的最终替代项。同样,对“真”民主的索求则是社会运动在推想的“社会圈”里把自己合理化(还有避免被指罪)的最终方法。像它作为那最后一步那样,民主亦是社会运动中的新可能性为崭露头角而需克服的最后难关。[...] 直接民主给我们一种治理我们生活的替代方式。但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想要把旧世界的局限复制到更小尺度吗?我们想要“例会”决定我们的生活吗?或者我们想要把我们的生活扩展到自决权、对创造力的开放分享、以我们(和那些我们与之共享生活的人)认为合适的形式为全人类的自由地献力的各种新形式? [...] 没有哪个例会能比我们自己更晓得怎样最大活用我们的能力,来使我们周围的人受益。这就是亲和团体与民主大会之间的区别,前者产生集体的、扩展性的力量,后者聚集我们生活与交际之外的权力,令我们疏远于自我和他人。 直接民主被想成是能够摆脱代表制生成的冷漠,因为它以民主的一种“参与式”形式之姿呈现。但是我们将拥有成百万人的大会的构想仍如此吗?这种大会真的适于给我们自由与平等吗?我们之中的每一个应该会因为为了发言机会等上几天而感到它似乎有国家主义作风。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那形式缩到如居民区大会的微小程度,我们还会像像过大的蚂蚁一样受困于生态箱吗? 任何形式的“直接民主”都是在原模原样地复制代议制民主的情状,只不过是在更小尺度上。多数镇压着少数,让少数漠然。通常,你甚至不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因为你知道你没有任何将它化为实际行动的机会。通常,你害怕说话,因为你知道你会被多数嘲讽。均质是任何民主程序的终极必须品,“直接”或者代表——终于两个最终意见(多数和少数),失去了人类智能与感知力的无数精彩,消灭了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所有复杂与多样性的均质。 这正是哪怕直接民主的大会也可能终于决定实施非人的灭绝的原因,就像公元前416年的古雅典突击米洛斯岛的原因。作为直接民主决策的结果,被排除的人们被奴役和强奸。直接民主是“仅限成员”的。因为它更小,所以它比代议制民主排除了更多的人——制造出相孤立的互相征讨的圈子,就像古希腊的城邦。每个人都是局外人,外国人,可能的敌人;这正是为什么社群必须建立起一个用来自卫的军队,而你不得不为保护多数的意见而死,哪怕它不为你所同意。任何不合决定地行动的人都必须被惩罚——像苏格拉底,举世闻名的民主的受害者,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有魅力的领导人们找到了与佢们的追随者的可能的最佳联系,而用于操纵公众意见的民主机制比以往更好地直接奏效了!直接民主永不会把我们从民主那里解放。

目的地,无治!

Emma Goldman

国家,具有功能与力量的政府,正是每一个思想在运转的人的极感兴趣的话题。文明化国家的政治发展让这些问题走入家门。我们该有个强力的政府吗?民主和议会政府更为人所偏好吗,抑或随便哪种专制——君主,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才是当今社会四面楚歌的症结与困难的解决方案? 换句话说,我们该以更多的民主治疗民主之恶吗,或者我们该用专制之剑斩断大众政府的无解乱麻? 我的回答并非两者之任一。我反对专制和法西斯主义,就像我被议会政权和所谓的政治民主反对那样。 [...] 比专制者的权力更致命的是阶级的权力,而最可怖的是——多数派的暴政。

个人,社会与国家

Bob Black

“没有哪个民主投票规则是不言自明的——多数或少数?代理投票?票数阀?全部,某些,或者没有决议是需要压倒性多数(三分之五?二分之三?)的吗?谁来设置议程?地板上的动静该被采纳吗?谁来决定谁去说话,说多久,谁来说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词?谁来定会议的日期?还有,谁来决定,援引什么规矩来决定,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如果参与者在投票规则方面有不同意见,佢们应该票选出规则。**但是佢们可能又在票选投票规则——这因为针对如何投票的决策被上溯再上溯,让投票不再可能的规则——方面有不同意见了。” [...] 像(其他的很多人当中的)蒲鲁东,巴枯宁,塔克(Benjamin Tucker),马拉泰斯塔和古得曼说过的那样——有不同意的吗?——民主并不保证决定的正确性。“多数派的唯一特点是佢们不是少数派。”以数量计量的力量的不存在的,或者与之相反,除了以数量计量的力量什么都不存在。党派,家庭,公司,工会,几乎所有主动的联合都是,有意为之地,寡头的。当然,或直接或代表制的大会之内,诸如像立法院里的人的选民当中,整体是少于——甚至少于——部分之合的。多数决策制造了低效、社会层面上浪费、多少必败的决议这点甚至是数学上可证明的。 [...] 直接民主,甚至在比代议制民主的更大程度上,鼓励情绪化、不理智的决策。 大会政治的面对面的背景生造出对作出绝佳决定(在最好情况下是)不必要的,强大人际心理影响。大众是极易于被演讲家与明星影响、对反论毫不包容的。演讲者们,在分给佢们的有限时间内,只会在第一时间去把理论牺牲给说服,如果佢们想赢。像Hobbes写道的那样,演讲家不从正真的原则入手而从“广为接受的意见=那些通常大部分错误的意见入手,而佢们并不试图令佢们的会话等同于事物的本质,而是令它等同于人心的热情。其结果就是票会被基于情感激荡而非正确推理而被投下。”“纯民主,就像纯的朗姆酒,轻易致人烂醉,而成千上万的狂把戏和迟钝都有它。”持异见者感到被恐吓,因为佢们,举例来说,当雅典大会票决灾难性的对西西里的远征:“这种多数派的过分的快意之结果是,一小撮真正反对远征的人害怕如果佢们票拒就被当成不爱国,于是保持安静。” [...] 任何形式的民主都是不理性、不义、低效、任性、切割性的、索求的。它的直接和代表制的版本,就如我们所见,共享了许多恶行。哪个版本都没有显示出任何一点清晰的优于对方的之处。每一个都有各自特有的恶行。当然,这两个体制只在程度上有区别。不管在哪一条路,最坏的暴政就是多数派暴政。

揭穿民主

我得出了结论,对民主的抗拒是当今无治主义者的最重要的任务。

推论之噩梦

诺姆•乔姆斯基是民主的狂热信徒,那,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是国家主义者而非无治主义者。民主是政府的一种形式。无治是没有政府的社会。[...] ......但是那并没有阻止一些无治主义者去通过把无治主义与民主 ,20世纪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教条,紧密联系起来以让无治主义流行。与之相对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就像情景主义者提出的那样,离开20世纪。我不认为民主是流行的。它不过是时尚的,甚至可能不是时尚的,除了在某些教授和学生中间。对学院与大学,民主理论家的巢穴,的治理中并没有一丝民主。工厂里的民主,东帝汶的民主,确实啊,但就是没有MIT的民主!——“就是别在我的后院”! 无论民主可能理论上意味着什么,在现实世界,“民主是用来替掉资本主义的文明词...... [...] 所有无治主义者,尚有余裕去记忆的那些,应该记住民主完全不是无治,而是国家主义的最终阶段的事实。它是城堡的最后一道墙。它是后面有人的帘布。 [...] 在过去不那么明显的,但如今又明显的一些东西是,同时反资本主义又挺民主是不可能的。目前最聒噪的无治左翼分子,比如那些被AK Press和PM Press出版的,都是民主派。 Rudolf Rocker,乔姆斯基读过的极少的无治主义者当中之一,亦是他所称的最后的严肃的思想家,认为无治主义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但是Rocker明确不把民主想成这结合体的任何一部分。他认为民主固然是国家主义、反社会主义、反自由主义的。Rocker说得不错。乔姆斯基错了。乔姆斯基总是错。

磕得半嗨的乔姆斯基

Voline

解放的革命的成果需要主动参与,严格合作,保持意识,没有回旋余地,属于数以百万的各种社会条件,低阶的、无业的、被摧毁的、被事件之力扔入革命的人们。 但是,为了让这些数以百万的人从无路可逃之处被引向某地,高于一切地必要的是这股力量把佢们从其日常存在的拥堵巷当中逐出。为了实现这一点而必须的是,这存在,这现存社会其本身,变得不可能;它被从顶到底摧毁——它的财富,它的社会管辖,它的政治,它的礼仪、习俗、偏见。

未知的革命

Lawrence Jarach

民主的神话式取悦 神话不是谎言——它是被一些人以一种样子,又被别人以另一种样子传述的故事。它可以包含不同混合比的真相和虚伪,但是重点是它让观众觉得合理。 根据民主(人民统治——不过”人民“是被定义、被缩小范围的,以排除特定人群,令其无法参与政府)的信徒,它是种不管继承性的阶级特权,允许聪慧、所擅最长的人的统治的决策系统;这是它的共和(反君主制)遗产。民主主义者(尤其是那些自认与自由主义传统相通的)相信多数统治在决策当中向更多人提供了更多声音。佢们相信越多的代表意味着越合理,有知晓更多的票仓增进了代议者的智慧,又增进了口中的那些代议者的的反应力与公平正义。对于民主派来说,信息就是力量。存在着很多民主的神话,它们不懈地为国家通过公立学校的洗脑所宣扬。 [...] 古典自由主义的点子是信息等于权力,或者说信息等于自由。从这一点我们晓得了“对权力说真话”——说得好像“权力”是什么全知或者有愧疚感的东西——这可笑的政治战术。条子揍不法分子,或者政治家出现时便在游行上吟唱“谴责......”正是这种神话思维的结果。曝光或者羞辱足以让那些当权者改变其政纲的点子正是大概凭一己之力把不列颠帝国羞辱得够狠从而令其授印度以独立的人投降的甘地(特别是电影版的他)神话的遗产。这和平主义、自由主义的废话继续着对类无治活动家施以坏影响;佢们对大众动员的号召证明着这一点:更大数量意味着更多影响,意味着代议者的更大反应度。 佢们已吸收了不少民主神话。

民主和阴谋论:重叠,并行和标准运行步骤

George Woodcock

对个人选择的主权的极致在意不止支配着对革命战术和社会未来形态的无治主义念头;它同样解释了对民主,还有贵族制,的无治主义拒否。没有哪个对无治主义的观念比把它视为民主的极致形式更偏离真相。 民主宣扬人民的主权。无治主义宣扬人的主权。这意味着无治主义者们自动地否认民主的许多形式与观点。议会体制被拒否因为它意味着个人放弃其主权而把它转交给代表;一旦佢这么做了,决定可能以佢的名义被做出,这决定也不在佢控制之内了。这就是无治主义者把投票视作对自由的既象征性又确实的背叛。“全面投票权是反革命”,蒲鲁东吼道,而他的继承者中没有哪个是与他相反的。 但是无治主义的对民主的反对比在其形式方面的纷争更为深入。它涉及把对人民这概念视作与组成它的个体截然不同的概念而抗拒它;它亦涉及对大众政府的否认。在这方面,Wilde为无治主义者说:“没有把君主制与乌合之众分开的必要;一切权力是一样坏的。”无治主义者尤其拒否多数派把其想法强加给少数派的权力。权力不在数量而在理性之中;正义不在数人头的过程而在人心的自由之中。“只有一种权力存在,”Godwin说道,“那些我可以把诚心的屈服、我自己理解的决定、对我良知的命令交与的人的权力。”蒲鲁东想象出了民主政体还有拿破仑三世,在他自豪地指出:“任何掌握我来统治我的人都是夺权者和暴政家;我宣布佢是我的敌人!” 实际上无治主义的理想型,远在达到其逻辑之极的民主之外,是更近似于普遍化、净化过的贵族制的。历史的螺旋已行过一周,而在贵族制——在拉伯雷时代的对泰勒马修道院的想像之中的它的全盛之时——呼唤贵族的自由之处,无治主义者永远宣布着自由的人们的高贵。在对无治的最终想像里,这些自由的人神一样地、王一样地站立着——一个杰人的时代。

无治主义:自由意志主义观点与运动的历史

野猫

很多人会认同(或者自以为认同)我说的大部分,但是佢们会说“嗯。不错,但是你说的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我用民主一词表达的意义是与之完全不同的东西。”我想,当人们谈及与阶级民主相对立的“真“或者”工人“民主时,佢们表达的意义事实上与资产阶级们用民主一词所表达的意义是相同的,除了一些表面的区别。佢们选择使用民主这词这一事实是远比佢们所称的那样意味深长的。这便是为什么说”民主去死!“十分重要[...] 我现在想谈谈”我们等级之内“的民主——那便是在无产阶级之中斗争。常见的”工人民主“的论述,举例来说,会包涵”OK,我们不用和资产阶级达成民主关系但是在我们自己当中得有最完善的平等和对权利的尊重“。这通常被当成是一种用小团体拒绝官僚化与支配力的一种方法,它确保尽可能多的人加入了特定的斗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人们被放宽了说话的权利、投票的权利之类,那么你就可以参加个会议然后立即成为这民主的合作社的一分子,介入得如此之快”。 把一个斗争民主化实际意味着什么?

——它所意味的事情类似于:

  1. 多数主义 ——除非多数人同意,否则不能做任何事。

  2. 决策与行动的分离——直到所有人有机会去讨论某事才能做这件事。这可以被看作是与民主国家的立法与执行军队的分离异曲同工的。并非偶然的是,民主组织内的讨论和议会辩论十分相似!

  3. 对“没人信得过”态度的代表——民主体系轻信了“全体发起的对所有人的战争”,还把它常规化了。代表们必须一直是可召回的,所以佢们才不会走自己的——每个人都有的——私路。

这些原则全都代表了社会原子化。多数主义,因为所有人都是平等而且通常有一票去投的。决策和行动的分离,因为只有在行动前采纳别人意见才算公平——如果不那么做的话你就在侵犯佢们的权利。而第三点——对“没人信得过”态度的代表——的例子特别恶心:是对托派提出的”派系权利“的索求。通常来说佢们会在哪个组织试图把佢们赶出去时要求这权利。很明显,没有哪个真的共产主义组织会把任何派系权利的构想哪怕纳入考虑。 大概这当中第二个原则是最重要的,也是得被强调的。 这些民主原则不止可以站在阶级斗争的对立面,因为阶级斗争,根据定义,意味着与社会原子化和哪种社区——不管它有多么狭隘,转瞬而逝或模糊不明——的形成的决裂。 这阶级斗争的主要事件几乎从不从投票或者每个人都被采纳意见开始。它们基本上总是以与佢们周围的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的被动、孤立状态决裂的绝少数的行动为开始。于是佢们试图通过事例而非有理有据的论述传播这行动。换句话说,决策与行动的分割总是在实际行动中被破坏掉。右翼民粹主义者(和个把的无治主义者)抱怨说祸都是被几小撮的自认的活动家,那些除了自己代表不了任何人的家伙闯出来的......当然,佢们说得对! 1984年85年在英国发生的矿工罢工给出了一些阶级斗争是如何在实际行动中反民主的令人眼前一亮的例子。这次罢工本身并不民主地开始——没有投票箱,没有一系列大众会议。它以一些被威胁关闭的矿坑边的游行开始,然后被抗争飞流传播开。在整个罢工当中存在过声称矿工应该举行公投的工党右翼和RCP(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革命共产党)所结成的不统一战线。最具战斗性的矿工们总是拒绝这一点,声称如下的话:“工贼没有权利投走别人的工作”——这是话语的一种民主形式,但是我想你会同意这背后的态度肯定不是什么民主形式。RCP的成员偶尔会被正义殴打一番并被喊成“保逼”,因为佢们对投票箱的支持。还有很多破坏国碳集团的例子,通常由半隐秘的所谓的“刺客队”组织。这种活动,出于其本质,显然不能民主地组织起来——无论它们是否被罢工者的多数派认可。

反对民主

佚名 #2

民主基于某些因为被重复为真相一千遍也一样错误的原则把自己合理化,而它的合理化是那般地内化了,以至于它的反对者都相信着它的原则。想像这体制的根本上的好在人们的思维中是多么地根深蒂固、牢不可催,改变就似乎是不可能的了;这些日子似乎没人在建议其他组织形式,甚至其他生活方式了。 我们,民主之女,一直被告知这就是所有政权的最优点;我们的家长和祖母生活在强制和镇压更加直接的年代,而现在它采取了种更温和的形式,我们则被投以自出生起就接受它的期待。为什么我们正在成为比前几代更穷的一代,哪怕之间没有发生战争?责备就在佢们强加的无以预备的变化当中。. [...] 在民主体制下,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己利益、对我们所需的满意、对人类关系的组织和被他人把持在手的生活[...] 似乎,在警察的搜查中,大量的叫《Contra la democracia》的书本被发现了。这本书试图把反省和辩论的工具提供给反对民主的人,那些反对拘束我们的,让我们去敬重、去投降的民主的;而若不那么做的话便我们便行走在陈尸于国家的地牢的危险边缘。然而,我们晓得民主正恰是下文的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故事:镇压、监禁所有那些一跃而起,每天为所有威权的毁灭和依托水平和互相的帮助运行的、没有权力的残印的新世界的建成而战斗的人。 民主是,必然是,监狱;那警察、半自动手枪和炸弹、作为洗脑和歪曲中心的学校,精神病学家、货物、工资奴隶制、国会、政府和作为“组织”社会的一种形式的支配......;民主就直截了当的是国家和资本这占主导地位的少数在它们的镇压的体制里拥有的另一种统治方式。正因如此,作为无治主义者,我们向民主和所有其他统辖和权力的体制宣战;正因如此,我们与被酷刑师Javier Gómez Bermúdez所称的“公众和平”,监狱、战争、失业、工资与劳动剥削、饥饿、苦痛、流放、消费主义、被毒打被驱逐的移民、逮捕与警察酷刑、成千的死于大男子主义和父权手中的女人、以投票和议会主义做到的对我们被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生命的代表、以让我们忘却而接纳自己被疏远的 屈服的 空洞的生命为目的的硬纸板与金钱的虚伪生命的公众和平作战,而会继续作战下去。

反对民主

本杰明•塔克

西雅图*智识分子*里有非常聪明的编辑人员。他的社论远超过记者通常的文学水平而通常易于接受,总是展示出对佢们所处理的严肃话题、独立且原创的思想的有意倾向。但他的原创性时不时把他带得太远。见证他无专利地给予世界的独特发现:”没有哪个理论上、行动上的非无治主义会把投票权当成自然权利,你可以像无治主义者简单地那样承认“所有权就是抢劫”。如果这个编辑曾调查过无治主义,当然他大概晓得无治主义者完全不对自然权利抱有信仰;佢们之中没有哪个认为投票权是自然权利的;另一方面,佢们全都承认统治即邪恶的核心提议,还有在由多数派统治并不更好的这一推论

自由, 1891年8月29日

夏洛特·威尔逊

专门的民主理论中,民主是在人与经济平等之类的词相处时显明的人类的通常倾向,它应该被转为人类行动的专断法则——经由人类之手,而这让它不止在99种情况下经由自然之手被生效化,还在自然未曾生效化它的第100种情况下由强制的专断方法生效化。而且就这第100种情况,自然未曾将之生效化的普遍的自然倾向,民主派会让我们继续保持自历史步入黄昏以来的人类社会中的错误和痛苦的政治关系——那作为迷乱之源的,人上有人的权力的致命原则。

“人还没有社会化到能不那么做而继续下去的程度”,常有人这么说。我们不晓得佢们何时会社会化到足够不那样而存续。经验尚未揭示谁能安全地为高于同伴的权力所信任;而多数统治实际上除了给予野心勃勃者用我们谈论的视而不见的大众的赘负荷碾碎。

Democracy or Anarc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