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革命的年代充满着真实与激情,而我们的时代则充斥着公众媒体的大肆宣传。这里没有什么巨大的变革发生,但造成如此幻觉的宣传却早在世界肆意横行。”

——克尔凯阔尔,《当今的时代》


“一般等效性”出现在鲍德里亚晚期的著作中。这个特殊名词是用来描述失去活力的媒体界所蕴含的一种空白。

鲍德里亚相信电子媒体向社会施加了一种影响使其中的矛盾被中和、被惰性化,而这种效果不管对于社会还是价值而言都是毁灭性的。最可怕的是它们可以任意将自己所造就的后果推脱掉而不用担心任何与其作为相匹配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是对于表面那转瞬而逝的信息所作出的评论,而应该是对于结构层次的打击,也正是对于媒体本身的抵制。

在他事业生涯的晚期,他表明世界已经被变成了一个无意义的暴露在民众面前的地方,而曾经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正在消失。在他看来,生命变成了虚假的、对象化的( tele-visualized)。尽管许多人正在庆贺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上世纪末的胜利,鲍德里亚却在哀叹这个世界能提供只是“一个致力于小心翼翼的避免自我批判的、平庸化的、技术化的、被安排妥当的生活方式。”[1]

他认为一些深刻的、关乎与本体论的和目的论的东西在上半个世纪发生了变化。这不仅仅是一种新媒体所带来的对于传统模式的改变,就像是从印刷文化到电视文化的转变那样。我们面临危机的要比那改变要更加严峻。我们所见证的这变化正在撕裂我们的骨髓,正是那些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历史与价值的、个人存在本身与人类整体命运的认识。

这一变化使得有价值的历史时间缺席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没有事件发生的领域,”鲍德里亚写道,“在即时的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它们迷失在了信息与新闻的海洋里...没有事件发生不是无事发生。它更是一个在每时每刻被永恒的变化、不停的更新、不断的换代所支配的领域。那领域在事件中产生了这种一般等效性,这种无价值,这种将个性特征降至冰点的平庸。”[2]

一般等效性的形态可以被归纳为以下三点:

  1. 表面现象的易变性与体制的不变性。虽然表面的现象时刻在改变,但是产生及统摄它们的体制确实不改变的。表面现象可以包括媒体的形象与刻意裁剪带来的日常输出,文化的时尚与潮流,在政治舞台上来来往往的演员。“体制”用来形容市场经济,宣传机器,春秋笔法,以及军事机构。

  2. 不可分化性。我们的全球文化创造了一个由任何可能的形式构成的丰腴文化。那些形式不仅包含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包含观念与信息。但是这文化中没有一个观念可以从其他所有观念中脱离,形成一个单独和优越的。这种观念时刻积蓄着实力,最终会使得整个体制遭到质疑、没有思想、观念、或者意识形态可以再脱离“消费符号”的烙印。这是一种束缚使得人类的所有努力最后都被中和、被隔离、或被控制。所有都被溶解在这个文化中。在这文化中所有人都既是商品也是消费者,而每天结束的时候,所有事物都充满了乏味。简单来说,个人被绑定在了这文化中无法脱身。

  3. 活力丧失。从前,信息流总会引起社会上的实质反应。思想与行为,新闻与政策制定,观念与反应的倾向被绑定在一起。它们还没有脱钩。从前,笔比剑还要锋利,诗歌就是这世界未被承认的立法者。但现在事态发生了变化。鲍德里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野蛮的信息过剩。在这过剩中没有现实的事件是与之等效的。信息、新闻与广告的生产正在加速,但主动性和动力正在消失。我们的文化正是这样一种“这里的一切仅仅是跟着那里的一切并且将其抵消,向着重建终于现状的中心:这保守主义正是一个位于纷杂的时事中间的没有事情改变的印象。”

这一般等效性使得人们感受到无意义与不满足,因为“我们有对与事件的巨大渴望,但这种渴望在信息媒体的内容本身与宣传机器的影响力的对比中形成了巨大的失望。”人们所恳求的是一个“最大化的事件”,一个‘宿命的’事件-这些事件便是信息机器对于现实极端平庸的一种修复,对渴求的一种回应。”


一个出路?


在鲍德里亚正要迎来死亡之时,它相信体制正在寻求完成,也就是完全的支配:一个以不断进化的虚拟技术的新陈代谢为标志的基于金钱与符号的交换的世界,没有任何形式的批判意识和争论。

人类一直是体现出意愿、自由与表象的存在,是权利、知识和历史的主体。这人类古老的主体性只存在在这个鲍德里亚描述的“完美的”世界,或者说“完整的真实”之外。事实上,他构思了一种非常可能出现应体制要求产生的最终产品,而它将在数据虚拟生命的高潮中终结人类种族的概念。

有什么可以挑战这个体制呢?鲍德里亚认为是“真实的事件”:一个从本质上进行反击的、不可被同化的、不可被协调的事件,而它们同时也是反抗“冥想”并且产生能量与动力的。“只有从新闻与信息(以及它们为伍的我们)解放出来的事件才能创造这样一种奇妙的渴望,”他写道,“这里只有‘真实’,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解释它们而想象力张开双臂迎接它们。”

从另一方面体制本身也迎来了挑战。有些事发生了——一个意外或是恐吓,又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未被预料到的事件。它们让终结不能到来,而这让暴君们对此懊恼不已。

“任何体制到达它巅峰的时刻,即使那完美的顶点,”鲍德里亚写道,“[一个事件]会引起内部的否定性与死亡。这是一种将权利扭转至对立位置的形式,似乎除了权利的成分,每个体制都秘密的滋养了一个想要确保体制被颠覆的邪恶灵魂。”

[1] Jean Baudrillard, “The Pyres of Autumn,”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6.

[2] This and other quotes in the article can be found in Baudrillard, The Intelligence of Evil or The Lucidity Pact (Oxford: Berg, 2005), pp. 122, 127, 134. The Kierkegaard quote at the top can be found in Chris Turner’s introduction to the volume.